025|「龃龉」:德勒兹思想导引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Leonard Lawlor教授的讲座围绕德勒兹的哲学、尤其是其伦理学维度展开。Lawlor教授正在撰写的新书《论龃龉》探讨德勒兹“莫要配不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这句话的伦理意义。他区分了道德与伦理,并强调德勒兹的伦理学不应单纯依赖规则。在分析德勒兹的概念时,他提到力量和潜能的关系,以及存在的单义性,认为所有存在者的意义是相等的,倡导差异化的平等观念。讨论展现了德勒兹哲学的复杂性与广度。

1 引论

刘任翔: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Leonard Lawlor教授作为我们的主讲人,带领我们进入德勒兹思想盘根错节的迷宫。我知道你们许多人已经对德勒兹或是现象学传统、欧陆传统有所了解。总的来说,我觉得Leonard今天要做的事与我们在曾经的议程中所关心的东西紧密相关,因为其中有一些关于时间的内容。

​Leonard Lawlor教授现在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教授与系主任。宾州州立大学有很多校区,其中最大的是University Park。

L. Lawlor:是的,是那个大校区。

刘任翔:这也是哲学系的所在地。Leonard在他的早年研究中对法国思想家很感兴趣,比如福柯和德里达,他就这两个思想家写作了很广泛的著述,你们可以在他简历的出版内容里看到这些著作,很多很有意思的书。我尤其喜欢那本论述内在性(immanence)的书,它的名字是《内在性的内涵》(The Implications of Immanence)——两个非常有趣的词,我们也能从中收获许多。

以及,我想大概是十年前左右,Leonard逐渐转向了德勒兹的思想。我认为他主要关注的是德勒兹思想中的理论层面。他现在正在写作一本新书,要把德勒兹理论层面的工作扩展到伦理的维度。提前分发的文本,是这本叫做《论龃龉》(The Disparate)的书的绪论。

L. Lawlor:感谢你们的到来。我们差不多花了一星期才协调好要来做这个讲座,能来到这里我也非常感激。这是我第一次来中国,我在北京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时光,我和妻子去了长城,对我们来说是一次非常棒的旅行。

感谢任翔的介绍。他说得对,我正在写一本叫做《论龃龉》的书,我马上会解释这个标题的意思。这是一次处理德勒兹的理论化著作的尝试,比如说《差异与重复》以及其他1960年代的书。他在1960年代的一年之内,一下子出版了三本书。1968年有一本关于斯宾诺莎的大书(《斯宾诺莎与表现问题》),还有1969年的《意义的逻辑》。

在我的书里,我会讨论这三本著作。我想做的是,通过分析这些理论化的书,揭示它们可能暗含了某些伦理学,即使德勒兹从来没有写作过伦理学。人们已经注意到了他写过的某些东西看起来就像是伦理学,比如说,如果你们研究过德勒兹的话,那这可能是人们关于德勒兹已经知道的:在《意义的逻辑》中,他一度说,“要么伦理学毫无意义,要么这就是伦理学想要说的,伦理学只会说:莫要配不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莫要配不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在这本正在写作的、我的第九本有关德勒兹的著作中,我尝试做到的是从一个陈述中发展出德勒兹的伦理学——“莫要配不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你会发现这个说法是否定性的,这看起来也是一个谜团,因为你并不知道肯定性的东西是什么。他告诉你不要做什么。他告诉你如何能够不配不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你不该做的事情,以及告诉你应该做什么才能配得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而这就是我想要归到德勒兹头上的一种道德理论或者伦理学。


2 从德勒兹出发的伦理学

L. Lawlor:某种程度上,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是一次对德勒兹思想的创造性挪用。我不是很确定我是否总是忠实于德勒兹的思想,以及,这本书中我持有的某些观点可能更多是我自己的想法。

但是总的来说,相对而言,我最近认为在英语中我们有两个词语用来谈论道德,一个是道德(morality),另一个是伦理(ethics)。而伦理是一个希腊词汇,道德则是一个拉丁词汇。现在“道德”倾向于被看作一系列如何做好事、做好人的规则;鉴于“绝对命令”与康德就各种规则谈到的那些东西,人们通常把他的道德哲学放在“道德”这个序列中。而“伦理”呢,它来自ἔθος(ethos)这个词语,它的意思有点像行为模式,意味着生活的方式;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德勒兹的伦理学更多地位于“伦理”这一侧,给予我们生活的方式而不是一系列规则。但我在这本书里想要做的其实正是把某些规则也归给德勒兹的伦理学。事实上,我要把某些“命令”归给德勒兹。所以我将要挪用一些康德的道德哲学来解读德勒兹的思想,即使许多德勒兹学者会认为这是对他思想的违背。但是我有文本证据来支持我的想法。

我在这里处理一些手写的笔记。让我们做一个非常简短的陈述,关于德勒兹的伦理学应该是什么样的:这是一种强力(power)的伦理学。power,在英语里有两个意思,在法语中则有两个不同的词分别对应它们,pouvoir与puissance。在英语中,power这个词有一些歧义:power可以意味着“凌驾于某物的权力(power over)”,在法语中表示这个意思的词是pouvoir;但同样还有一个词,意味着以“我能(je peux)”的方式去行事,它的意思是“我能做某事”,在法语里是puissance,以及power这个词的这一部分在英语里可以被理解为“潜能(potentialities)”——这正是德勒兹感兴趣的东西。我们称其为伦理的东西就是实现某人的潜能的能力。

如果你们了解一点斯宾诺莎的话可能会知道,在斯宾诺莎这里,德勒兹让我们关注的,我认为应该是《伦理学》第三部分靠近开头的地方。斯宾诺莎说,我们仍然“不知道身体能做什么事”,而德勒兹几乎在他每本书里都采用了这句话,这就是他想说的。所以他的伦理学事实上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实际去做什么。正如我上个星期在北京大学的讲座里所说,这就是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德勒兹的哲学。当你理解了的时候你就会有一种解放的感觉。它改变了你思考你自己、思考如何行事的方式。甚至我们不用进行伦理学的思考,他的理论思想就已然在将我们理解自己的不同方式解放出来。我有些离题了。总之,德勒兹他是一个西方哲学、西方思想的伟大批判家。

当他和精神分析家菲利克斯·加塔利一起写作那些很有意思的书的时候,他们相当严肃地批判了西方的政治局势,但是正是因为他们真正反对的东西——他们真正反对的是一种形式主义——它们的批判才是解放性的。正如我们所知,在英语中你可以玩一个这样的文字游戏:“你必须遵守(conform)某些形式(forms)。”这个打破规范或一致性的观念已经被许许多多哲学界之外的学者所接受。所以,在英语世界的哲学系里,德勒兹没有被研究得很多,而在人类学系、社会学系、地理学系被研究。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英国他事实上也在被商学院研究,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我本人就去过一个在曼彻斯特大学商学院的德勒兹会议,十五年前,我就在想这究竟是怎么发生的:商学院主办了这么多会议来研究一个疯狂的哲学家!但是无论如何,这种解放性的思维模式正在占据更多学科、思维领域,更多地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

但有一个我一直强调的、对于德勒兹伦理学十分重要的事情是,他同样也是一个关于“无力(powerlessness)”的哲学家。如果你去读文献、读研究德勒兹的学术作品,无力这个概念在文献中并不特别被强调,而我一直强调它。事实上在今天你可以很快地说:“哦,德勒兹是一个“强力”的哲学家,而这意味着我们我们要实现我们的潜能”,大家就会觉得很不错。但事实上,如果你没有无力的经验,就谈不上潜能的实现。我会走得更远一些,我会说:没有磨难,就没有“我能做什么”的经验。如果你去读研究德勒兹的学术作品,我认为你找不到任何人这么说;但我同样还是会说,我有文本证据来支持我声称的东西。这大概就是对我正在写作的这本书的一点导入。


3 “龃龉”和“差异”之异同

L. Lawlor:我们已经谈了十分钟,如果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可以更具体地谈一谈这个伦理学,但我现在要开始谈他的理论哲学了。以及,我们人数不多,所以请不要不敢提问或举手,需要时我会停下来。我很乐意进行一些交流,而不是我对着你们讲,所以不要害羞,如果能回答问题的话我会非常开心,即使我完全不懂你们的问题也完全可以,我会尽力解答。

好,让我们看到这本书的标题,《龃龉(Disparate)》,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法语词,le dispars,这就是文本中德勒兹使用的词。在英语里把这个词当做名词来用有些晦涩,在法语中也是,这不是一个在法国能经常听到的普通词汇。特别地,在《差异与重复》这本书里,他基本上和“差异”含义相同。显然,这本书的标题是《差异与重复》,“龃龉”是德勒兹在这本大书中用来谈论差异的许多词汇中的一个。但“差异”有它自己严格的定义,“龃龉”则更加严格。“龃龉”实际上指向经验。

我不会讨论太多你们已经很熟悉的西方哲学知识,如果你们理解的话: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将人类的官能学说分为几个部分,他把其中一个叫做感性论(aesthetics),这是一个希腊语词汇,意味着感觉(sensation);在当代西方哲学中,它还有一个意思是艺术哲学;而对于德勒兹,这个词可以同时具有两种含义:它意味着我们感觉到的东西,但同样也意味着我们我们关于绘画、诗歌、建筑等等这一切普遍来说所想到的东西。但龃龉这个词它的严格含义明确地指向感性论/美学、指向我们感觉到的东西。

你们研究过现象学,这也是与德勒兹思想有交集的地方,现象学,因为他对描述经验也非常感兴趣,他也会在书里多次使用“现象”这个词和它的复数。但他真正关心的是,龃龉之物是何时参与进来的。这里有一些我写过的句子:“他想要理解是什么给予了所与(what gives the given)。”所与,这是一个现象学术语,它的意思是我们见到的给予我们的东西、我们被动接受到的东西,对吧?他同样用康德哲学的语言说过,他在这本书中研究的是那最接近现象的本体(noumenon)。“接近”的意思是我们几乎能够感觉到它、差一点就能感觉到。不过,对于康德的第一批判来说,本体是一个我们无法接触的思想对象,人类知识无法接触到本体、那产生了现象的东西。康德把它叫做“自在之物”,相对于“为我们的物”。但德勒兹说这个本体是最靠近现象的东西,他认为事实上在特定条件下我们能够接触到、能够经验到的不只是所与,还有那给予所与的东西。所以,这虽然是康德哲学的语言,却不是康德主义的,因为他想要把本体与感性拉近,把它置入有关我们实际能感觉到的东西的感性论/美学。

那么,我将会通过龃龉的含义来解释它。想想看,如果你们要研究这本书,你们会看见龃龉这个词,然后是差异这个词。“差异”更多针对存在论(ontology):当他谈到存在是什么时,差异就会在那段论述中发挥很大作用。但他要说的是经验、感性,于是就有了龃龉这个词。存在论,你们听到了这个词的结尾,logos,它是一个希腊词汇,充当了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所有罗曼语等等语言中逻辑这个词的词根。所以差异更多针对逻辑,龃龉更多有关于感觉。再一次,他某种程度上使用了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的结构来做出这个区分。


4 思想的图示

L. Lawlor:还有一个理解龃龉的方式,如果你们读了这本书或者德勒兹其他的书,我觉得你们应该能够找到许多图示,比如他和加塔利的书《千高原》。你们真的需要把握住这些图示,因为他创造的概念对刚刚爱上他的哲学的人来说的确是极端复杂和晦涩的,你们可能也处于这种阶段。有些时候是会有些哲学家,你刚开始阅读他们的时候会非常兴奋,然后你就会意识到“我完全没看懂这个哲学家在说什么。”它确实晦涩,不过还是有些地方有关它的写作方式,到处都有你能理解的小线索、小东西。正如你会引用这些地方,你会想“这值得我克服晦涩的努力”,而这也是我读德勒兹时的体验。不过,这些图示是一些小线索、一些你很容易理解的东西,但是它们指出了一系列概念性定义、概念内部发展的方向,而这些概念非常难理解。

所以你们必须把握好这些图示。这里就有一幅给你们的图。你们可以重新思考一下艺术,就我所知范围内的中国艺术,也包括西方艺术、希腊艺术、罗马艺术、法国艺术——是对称让其变得美丽。对称的处理大概要么是两边基本相同要么是画面两边具有一种平衡。十五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中的莱昂纳多·达·芬奇实际上成为了美的定义者,脸的美丽,在这个定义下,眼睛在美丽的脸上占有相等的空间,也就意味着眼睛的形状之间必须成比例,脸颊和嘴唇也是同样的道理。所以他实际上给出了他对美丽的定义,基于平衡,甚至有时需要计算——鼻子的宽度要多少厘米、眼睛要多少厘米……不过他当然不知道现代公制,但这就是对称性。进而我们通常则会认为不对称是一种对称的缺乏,对吧?于是,我们会说:一个坏艺术家、平庸的艺术家、不擅长艺术的艺术家找不到平衡的比例,坏艺术家会塑造出扭曲的面孔,比如一个眼睛在这里一个眼睛又在那里——你会马上想到毕加索,对吧,这个试图挣脱“美丽”模式的艺术家。但通常看到他的画的时候你会想:“啊,其实不是很好看”,你会觉得画中的事物没有处于平衡的关系中,所以你可能会想不对称确实是一种对称的缺乏。但对德勒兹来说重要的是,他会把这个关系倒转过来,他可能会论证说:不对称并非一种缺乏,反而完全是肯定性的,事实上是它产生出了对称。

我们再看到这个图示——最接近现象的本体。给予所与的东西是不对称。德勒兹关于不对称说了很多。就像,随着我理解德勒兹的作品越来越多,有点惊人的是,我现在找到的一个表述是他说“给予所与的东西是混沌(chaos)”。一个很古老的希腊词汇,不过我们的当代生活中也有一些描述混沌的图示,而这正是惊人的地方:他在1968年使用了这个词语,这是他谈论不对称的一个方式。

用不同的话来说,不对称是“深渊(abyss)”;他还用过“背景(background)”这个词,但同样有点惊人,因为他实际上用这个词来指“深度(depth)”,但不是作为知觉的第三个空间维度的那种深度,而是比我们能够测量的一切都更深的那种深度。我们会认为深度是一个普通的空间范畴、是一种我们尚未经验到的长度,但德勒兹说,不是,“它很深”是在说某种空间维度之外的东西,它比空间的维度更深。


5 背景、基础与深度

L. Lawlor:你们会发现我们正在进入一些越来越晦涩的东西。但德勒兹认为我们能够经验到这个深度。我们可以以一些特定方式在特定条件下把它带到我们跟前来,对吧?比如日常生活里我们习惯于我们看到、谈论的那些东西,以及其他有感知能力的生物,比如猫。德勒兹说大概现象学有时会把这些称作背景(background)或视域(horizon)。你们如果在这附近走走,如果雾不是很重的话就能看见那些美丽的群山,北京的西北。那些山离这里非常远,相当地“深”。这可能能帮助你们想象一下。

我们回到深度的含义,而我想在深度的主题里引入一个词,“背景”。有些像这样的词可能会让德勒兹的思想变得相当难懂,但我坚持认为要理解这本书的话这些词是很重要的。德勒兹写了很多东西,你们可能见过“充足理由律”这个短语,它来自莱布尼茨,莱布尼茨第一次把它规定为今天的形式。充足理由律认为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原因,莱布尼茨补充道,即使我们不知道这个原因是什么。我不想深入莱布尼茨但他的确就其自身的研究主题来说就是个了不起的思想家,因为他认为,如果要找到充足理由,即使只是靠近那个我们不知道的充足理由,我们都需要把自己的知识设想为实无限的(infinite actually)。但这个充足理由很有意思,因为它是一种谈论基础的方式。你们如果了解近一百年的当代哲学,欧陆、法国、德国以及英美哲学,大概会把所有这些哲学归为反基础主义。德勒兹也在这个行列中,但他要找的事实上是真正的基础。

那么,你们听到了这个英语单词,基础(foundation),而现在我要讲点法语了。在fondation(基础)这个法语单词里,你们可以听到它的词根——和英语相同的拉丁词根(fond-)。而对于法语单词fonder(赋予根据),我们在英语里有两种方式去说赋予根据、to found。但这种形式人们其实不会经常说,人们常说的是“to ground”,它基本上是“to found”这个英语直译的同义词。《差异与重复》倾向于采用“to ground”而不是“to found”来翻译fonder这个动词。然后对于fondation,我们还有另外的词,fondement(根据),而这个才是法语里严格意义上去说“赋予根据”或者“根据”的名词。还有一个词的意思是背景,le fond(底部),词根也是一样的。le fond是一个习语,可以用在一些法语惯用表达里,比如“quelque chose du fond”的意思是“从深处来的东西”。有些人会认为给予了所与的东西就是在深处的东西,比如海洋的底部、海洋底部的深渊。

我们继续,深度的法语单词是profondeur。在英语里我们也有一个单词profound,如果你说英语的话你肯定会用这个词,但是大部分说英语的人不会想到深度这个含义。他们会认为这个词的意思是“难以理解”。“你说的东西很profound”的意思是“哦,这个很严肃,我得努力一下理解你说的东西。”如果你和这个人多聊一会儿,他可能还会说你的思想很“深刻(deep)”。他们不会想到的是关于事物的空间性知识,比如“哦,这么难的思想我需要去穿过它。”但在法语里,如果你用profondeur这个词,它就意味着空间性的东西。它意味着作为空间里一个维度的深度。

那么现在你们可以看到这些词都是如何相关的了。我们有一个动词,fonder,赋予根据;我们有fondement,用来表示根据。还有一些词:fond,底部或者是背景;profondeur,深度。但德勒兹还用过一个词,在法语里非常不常见的词,effondement(脱根据化),你们可以听到它的前缀,ef-,有点像de-,所以这个词大概是“去-根据(de-foundation)”或者“非-根据(un-foundation)”。它是根据的崩溃。

刘任翔:你刚刚谈到了那些词语的丰富内涵。你从不对称这个词开始,然后提及了地狱、深渊、死亡、背景等等,然后是一些和fond相关的词语。而我最感兴趣的是最后那个概念,effondement。它对我来说似乎是一种过程,是动态而不是静态的,而对德勒兹来说,它似乎才是真正的根据。

L. Lawlor:没错,真正的根据其实是他使用的这一个另外的词。它其实是一种疯癫、错乱的形式。在我的这本书里,我会使用“非理性的(irrational)”这个词,它是一种“充足非-理由(ir-reason)”或者“充足去-理由(de-reason)”,用以转变莱布尼茨甚至是斯宾诺莎那里的充足理由概念——让我们假定斯宾诺莎在没有明确命名的情况下也应用了这一原则。但是其实通常来说,对于17到19世纪的现代哲学家来说,充足理由就是上帝,上帝就是那个至高理性,对吧?上帝总是有解释他自己所作所为的理由,但德勒兹并不打算沿着这个神学的方向前进。他只想进入这个看起来是非理性的、不一样的经验。这就是我想引入的东西,充足非-理由、去-理由的玩法,我同样还会说这就是真正的充足理由。我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是真正的存在理由。

刘任翔:所以它和福柯书名里的“非理性”(déraison)内涵很像吗?

L. Lawlor:是的。

刘任翔:那么déraison(非理性)恰恰是某种raison(理性),是这个意思吗?

L. Lawlor:我在想,这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我可以把它用到充足理由律的解释中。但是现在我们还是谈谈德勒兹。福柯这本书是1961年的,他那一代几乎所有法国哲学家都以极大的兴趣和赞赏读过了这本书。如果你们认真研究的话,那是一本惊人的书,非常非常长的的书,你甚至可能需要一个月来读它。但你们知道,所有人都把这个déraison概念当做某种理性的“反常(perversion)”,“变形”,看起来是非理性的。这当然是福柯著作的一种回响。

刘任翔: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在海德格尔那里有一个概念叫“Abgrund(离基深渊)”,而Abgrund就是某种Grund(基础/根据)。它同样通过自行分解来赋予根据。这和德勒兹的观念相似吗?

L. Lawlor:完全是相同的观念。我在上周的北京大学讲座上说过,德勒兹几乎没有提到过海德格尔,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同时很了解海德格尔又很了解德勒兹的人来说,很难忽视他们的相似之处,即使德勒兹从来没有把他的思想和海德格尔的作品联系起来——几乎从来没有,偶尔有几次,但显然意思是差不多的。

刘任翔:谢谢。

L. Lawlor:还有问题吗?

杜昕蕤:我想知道déraison是怎么变成raison的、它是怎么运作的。

L. Lawlor:如果你想要把raison、理性当作事物如何以及为什么存在的解释来思考,那么德勒兹会说事物通过混沌、因为混沌而存在。所以我在说“充足非-理由律”或者“充足无理由(déraison)律”的时候并不是在玩文字游戏。此外,如果你认真阅读了德勒兹很多书,你会发现“根据”的问题几乎在他的每本书里都有出现。基本可以说他对基础的问题很感兴趣;但仍然要说,他感兴趣的是生产性的那种根据。所以,在后面的内容中我会讲到对这个过程的详细解释。


6 避免乞题:根据的异质性

L. Lawlor:然后我们有一个有关于根据的问题,非常地传统的西方哲学的问题。如果你们上过逻辑学课,即使是非常初级的逻辑学课程,你们的逻辑学老师教给你们的其中一件事就是,在你们的论证中要确保没有“乞题”(begging the question)的谬误。它被称作思维方式错误或者推理方式错误的谬误。它还被称作“循环论证”的谬误。德勒兹对此很感兴趣,但是在传统逻辑学里,我们把它称作谬误。

我们可以看到,在西方哲学传统里,从柏拉图直到十九世纪的尼采,都把某些经验性的东西(比如某个对象)普遍化了,使它成为个体事物的根据。

有许多途径来做这件事。在西方,我们会诉诸“人类的内在思想”,我们把它叫做主体性。有一些现代哲学家会谈到经验主体性,也就是你现在正在经验的东西——你就是你正持有的思想。这是经验性的,位于时空之中,位于你的身体里、就现在。同样我们还有先验(transcendental)主体性,还有现象学。现象学对于先验主体给出了很有意思的发展,它采用和内在生命一样的结构,但移除了时空,把它普遍化——我们所有人思考的普遍结构就是先验主体性。但你们同样可以看见问题,那就是这种先验主体学说正在用经验主体的结构来解释先验主体。

我们得到任何结果了吗?德勒兹说没有,因为一个真正的根据不能和被它赋予根据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这就是逃出循环论证、找到真正根据的方法。根据决不能与被赋予根据者相似。

让我们看看这是怎样的循环:我们从一处开始,随后只是再回到这个地方说些同样的话,只是把同样的东西普遍化了而已——这就是为什么它被称作乞题,它们都是说的同一件事情。

而这里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才是根据,因为你之前把被赋予根据者当成根据。它向“什么是根据”这一问题“乞求”(beg the question)其答案。你们还没有找到答案,因为你们给出的答案与被赋予根据者是相同的东西。

现在德勒兹想要打破这个循环,他的整个思考就是为了打破这一循环。而你们看到问题就出在这个“相似关系(resemblance relationship)”上。这个循环论证基于这样的思考:我有一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很像……我接下来用几个术语。我们有经验主体性、先验主体性,但这先验主体性却与经验主体性是相似的,而你仍然找不到它们之间相似关系的理由。所以德勒兹想要从这种相似的观念中摆脱出来。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叫做《差异与重复》——因为我们看到的关系是相似关系、相同关系,甚至就是同一关系,但根据与被赋予根据者之间必须有差异。那么这是如何发生的呢?或者说,当我们使用“结构”这个词的时候——我们日常思维模式的结构,可能某种更深刻的先验思维模式也是同一个结构——我们究竟想要说什么?

显然,根据肯定不能处于相似关系中,绝对不能是取一个现成东西的形式然后把它复制至此的结构。真正的根据必须是非形式的。你们看到我们现在进入了一些相当晦涩的思考,努力去理解吧。


7 非形式(非对称)的根据

L. Lawlor:在上周北京大学的讲座上,我讲了一个笑话:如果你们知道《反俄狄浦斯》、读过一点德勒兹的思想,你会发现当他和加塔利合作时总是在写“流(fluids)”。你第一次读《反俄狄浦斯》的时候会想,“这两个家伙简直是疯掉了,他们在说些什么,天呐,至少给我一点我能理解的东西吧!流?什么流?好吧,至少我知道流体没有形状。”所以,我讲了这个笑话,可能听起来有些蠢,但这确实是在阅读德勒兹的思想时非常自然的过程。在六十年代末他独立写作的那段时间,他感兴趣的是什么是非形式的。

我们可以回到那个关于对称和非对称的图示了。不对称的形式不正确、不平衡,你甚至可以说“我不觉得这有任何形式可言。”如果你们了解过的话可以想想看杰克逊·波洛克的画。他把颜料甩到画布上,非常大的画布,巨大的画布。当你看那些画的时候,如果你接受过传统的绘画训练,你可能会觉得这甚至完全不是艺术。但它是个值得欣赏的作品,你只要看一看杰克逊·波洛克的画,在几秒钟之内你就能看到其中的智慧。但你们可以看见这有多难、我们怎样才能谈论没有形式的东西,显然语言是有形式的。德勒兹很少写语言哲学,但他偶尔还是会写一些,以通常以让我们觉得非常惊讶的方式写作。

我们稍微离题来讨论一下非理性的语言。你在阅读加塔利如何谈论语言的时候,会注意到一种必须从口吃的角度来理解的语言。你们知道这种现象指的是什么吗?我不知道你们是否完全理解到了。我认为人们现在认为它是一种生理现象,口吃是一种大脑健康方面的问题。但你们亲眼看到过有人口吃,对吧?“啊哦哦哦……”如果你看见过任何人这样子,你就会觉得看着他们这样都难受。他们永远到不了句子的结尾。但你们可以看到这个现象正是关于语言,与语言非常接近,而不完全是生理问题。但我们还是需要知道他想要努力说些什么。我们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你们可能会用眼睛去看,但是眼睛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事,我们得要听到动词。你们听到的东西大概是“哦哦哦哦”,对吧?但是这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它和语言非常接近,但还不是语言。所以说,这里是一种非对称。你可能都不需要哲学思考就会想到这个口吃者的表达十分混乱(“表达混沌”)(expressing chaos)。他一边口吃一边想说些什么,而我听到的只有噪音,但是他对要表达的东西确有一些形象(image)。这就是我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去谈论没有形式的东西。

好了,我接下来会用条理更清晰的方式说一遍。德勒兹会说,你可以看到所有这些事情现在都是某种重叠起来的状态。口吃就如同二十世纪的非对称抽象绘画一样。所以这些都是对背景或者深度的经验。

我们再次回到循环论证这个主要论题,它被称作循环是因为:你该怎么逃离它?你看,我需要再“解释”它一遍。我们在英语日常语言里常常使用“解释”(explain)这个词语,许多时候人们说,我们需要解释我们对他们说的东西,因为他们不理解其充足理由。那么这就需要一个解释。随后你尝试去解释这个事物,而你的解释会和你第一次说出这个事物的方式有一点点不一样,对吧?否则就陷入了“相似关系”。德勒兹在这种根据的相似关系中做出了突破,说出了与被赋予根据者完全不相似的东西。赋予根据一个形式的东西必须是非-形式(a-form, non-form)。

我再说一件事。胡塞尔有一个关于被给予性的“一切原则的原则”,但德勒兹不把这个东西叫做原则,虽然他的确有一些和“一切原则的原则”很相似的东西。这对我们理解德勒兹的思想非常有趣和重要。你随意打开一本书,这本(《差异与重复》)和下一本书、《意义的逻辑》里,他会说根据永远不能和被赋予根据者相似,永远不能。我们就是通过跳出相似关系来跳出这个循环论证。

你们看到这些问题了吗?现在看起来又是怎么样的?你们知道如何从这些问题里跳出来了吗?似乎我们大多数人的思维经常落入这种循环之中。所以,你们可以在吃午饭的时候测试一下,听听你们的朋友如何解释事物。必须承认我自己在日常语言中也常犯这种错误。解释几乎总是看起来和被解释的东西相似,但德勒兹说这并不是真正的哲学思考。根据决不能与被赋予根据者相似。


8 不依赖相似关系的发生

马浩然:我有一个问题。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说根据必须与它赋予根据的东西完全不同,但如何处理它与康德的观点之间的关系呢?康德认为在经验中有一些先验的成分。我也相信根据与被赋予根据的东西之间有某些关联。这里肯定有某些关联,如果这些关联不是相似关系,那它们是什么?

L. Lawlor:这是一个对德勒兹来说很重要的问题。德勒兹同样也使用康德的术语,但康德是他重要的对手,实际上他想要批判康德的批判哲学。他在康德哲学里抱怨的事情之一就是这个词语:康德的哲学只是“结构的”。时空的结构和范畴相似,比如因果范畴。但德勒兹想要给出的不是结构。

此时,1960年代,对法国哲学来说这样一个时刻:我所知道的所有法国哲学家都想要讨论“发生”而不是“结构”。非形式的东西就是一个发生源,把它称作“起源”也许更加合适,进而才是“根据”。但德勒兹不太常用“起源”这个词,这更多是一个现象学词语,海德格尔会用得很多,即Ursprung(起源、本源)这个词。再一次,要注意的是你必须发生性地、生产性地思考这个关联,而不是一种结构性关联。所以,这个基底之物、大洋深处之物,是发生性的。它不与它产生的东西具有相同结构,它们并不相似。

我应该举一个例子,它在我给你们的文字材料的第一页和我这本书的第一章就有。如果你想要认真地阅读德勒兹,你总是会想要关注第一页、每一章的第一页。在许多译本里,可能过了几段就会有一个间隔,然后重新开始算页数,但是有时候在法文本里是没有这个的。所以关注前一两页吧,尤其是《差异与重复》,如果理解了前两页,那你就已经掌握这一章的内容。前两页是很重要的,因为它浓缩了所有会用到的概念。

这个我要用到的例子来自《差异与重复》第一章前两页。德勒兹谈到了闪电如何击中那些树,谈到了闪电从天上降落的过程。他有一个海渊的意象,这还有一个天空的意向。但我会说我更喜欢这个我后来给你们的天空的意象,因为德勒兹说过闪电来自其“基底”。我不知道这个词(le fond)的中文是什么,在英语里是background。它是一个有关根据的词,有关根据的词在英语里要么是ground,要么是background,对吧?——从基底中浮现,而不与基底分离。

你们肯定都见过天上的闪电,尤其是在太阳已经下山之后的傍晚,你们仍然能看见天边的云彩。你们能看见那些云的形状,对吧?闪电就从中出现。德勒兹也说,是这样,但闪电从未离开它的基底,它自身行分化(differentiates itself)而不离开自身。

让闪电在云层中产生的是电荷,一正一负,云层中的正负电荷相互作用或者说就是撞上彼此。这里闪电就产生自电荷的差异。电荷的差异。 我们看到了“闪电簇”(lightning bolt),bolt表示它箭簇般的形状。我强调(德勒兹自己也强调)闪电这个例子的理由是,他认为我们仍需要通过闪电的发生源来理解闪电究竟是什么。但他同时也在担心这个例子不够好,他担心的是:究竟是什么被产生出来了、是什么现实之物与其源头分离?

我们再回到这个循环论证的问题上来:根据是什么样的?首先,它是一个发生性的本原;第二,其中包含了差异;第三,我们有正负电荷——我们可以称其为“量”。所以我们现在找到了办法去谈论这个看起来没有形式的东西。比如我们可能会用“量”来思考它,对吧?我们必须用“差异”去思考它,不是同一性,而是差异、重复,对吧?我们正在发现谈论它的办法。


9 德勒兹那里的先验与繁复体

马浩然:我可以把“根据”理解成康德那里的先验质料(transcendental matter)或是纯粹杂多(pure manifold)吗?

L. Lawlor:纵观德勒兹的学术生涯,在六十年代他曾用过“先验”这个词来描述他自己的哲学。但我会说,他的哲学是一种基础主义(foundationalism),只不过我们在西方哲学中找不到他说的那种根据(foundation)。所以我会说它是先验的:基底中的电荷正负差异是一种先验的基底;同时,再一次强调,这种先验的基底不与其产生的东西具有相似关系。

而“纯粹杂多”这个词,一种翻译这个德语词的方式可以是“繁复体”(multiplicity)而不是“杂多”(manifold)。这基本上是同一个词,因为multiplicity这个词的拉丁词根是pli-,在拉丁语中的含义就是“fold”(折叠、包裹)。

刘任翔:德语中这个词是Mannigfaltigkeit。

L. Lawlor:是的。它就相当于multi-folded(包含-多)。这也是另一种描绘德勒兹思想的方法:非常简单地说,他是一个“繁复体/多样性”(multiplicity)的哲学家。所以我们还可以说,他认为繁复体要先于其形式。


10 前-形式的“多”

L. Lawlor:让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差异与重复》的第一章谈到了亚里士多德,前十页是有关亚里士多德的。让我感到十分抱歉的是,我不太了解亚里士多德在东亚的地位,但在西方,他的确是第一个尝试给动物归类的西方思想家。他发展了种属的观念。比如这个工作给众多生活在陆地上的动物一个统称,陆生动物;还有许多其他不同的种类。大象是一个种,兔子是另一个,它们共同所属的属则可以是“走路而不游泳的动物”。目前为止还没错,但你们可以看到其中的问题。2500年后,我们还在用亚里士多德的方式进行归类——我们首先看到属然后在其中看到很多特殊的种,你可以把它应用于,比如,一棵树。先有属这个基本的形式,这个形式被实例化(instantiated)到一些不那么基础的形式(种)中,这些形式又被实例化,这是一个从普遍下降到特殊的过程。

但德勒兹想要把它翻转过来:种属从动物的多样性(multiplicity)中产生出来。这种前-形式的多(multiplicity)还不是形式的,前-形式的东西先于形式的。这个内容可能没有一开始那么让人兴奋,我想,这是哲学很技术化的一面,但你们会理解到去翻转这个思维方式是解放性的。

让我们举个例子。你们可能会思考性别(gender)问题,性别在现在的英语世界是个非常大的议题。但在其他常见的文化中,包括亚洲的,我会说这些文化里有许多男性和女性的标准形式,其成员也会被要求达到这些标准形式,对吧?但如果用另一种方式思考,这些形式其实是从多样性中产生的。所以通过说明多样性里有许多不能被框定在形式中的部分、多样性要先于形式,我们就能够批判这些形式。我们熟悉的思维方式是通过选择多样性中的一些特定特征,然后把它们塑造成普遍形式来形成的。但显然还有其他的特征没被算进来。

在德勒兹这里,多样性是优先的,然后才有属。话语是被建构起来的,就如德里达所说,它能够被解构。我们能够解构属,来知悉多样性真正的样子。在英语里,对一个行为奇怪的人你可能会说他是个deviant(变态),因为它“违背”(deviates from)了标准。多样性是我们生产所有普遍形式的生产源,但那些普遍形式全都背叛了多样性的真理。

这就是我想要让这种思考变得更当代的理由:我会说,在美国,尤其是种族主义这个大问题上,近十年来情况其实变得越来越糟。这种思维方式基本上被限制在像我这样的知识分子之中,但如果能够理解的话,你们还是可以发现它是一种解放性力量。我们已经从很理论化的观念进展到了实践的观念。德勒兹不会用“解构”这个无聊的词,在80年代,他用的是“摧毁”(destroy),显然和解构的意思差不多。


11 无法化约的真理:理论和实践的层面

叶家敏(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生):我有一个问题。您刚刚提到了尼采,而尼采在《快乐的科学》中说“某种哲学无非是某种身体状态的表征”,所以我想知道德勒兹如何解释“疾病”是如何产生的。

L. Lawlor:显然,混沌(chaos)这个词是从尼采那里得到的。在其写作生涯的晚期,尼采曾说过这样一个短小的句子,他说“永恒回归”(eternal return)的信条就是混沌。他的意思是混沌就是那回归的、总是回归的东西。但为了解释那个发生源,我会给出另一个图式:德勒兹以数学的方式来解释它。你们可能一下子没法反应过来。数学显然是我们思考的最形式化的方式,我们在此使用等式、公式等等。德勒兹寻求数学的解释。

通过这个图式我们看到,在充足理由被设想的传统方式中、在西方哲学中,被设想的那个根据总就是上帝。直到十九世纪,西方哲学都总是保有神学的背景,尤其是从公元300年到1500年的这段时间,哲学总是诉诸上帝。早至从柏拉图开始,这个上帝就常常被设想为一个“数学家”。我想再提一次达·芬奇,他实际上是通过制定人脸的比例来定义属于人脸的美丽。那么这里则是上帝这个数学家创造了人脸与属于它的美丽——上帝必须是一个数学家,因为祂明白一切的比例。

但德勒兹改写了这个故事。他说这个数学家上帝其实并不擅长数学,并不知道该怎么创造。好吧,我也很不擅长数学。如果你们读过《差异与重复》或了解德勒兹,就会知道他求助于微分学来解释发生。而我从来没上过微积分课程,也总是很害怕它,所以我就直接开始研究德勒兹了。我有12本关于微积分的书,每一本我都大概读了30页就放弃了,因为之后的内容我再也看不懂了。所以这个数学不好的上帝就有点像我吧!

总之让我们回到这个图式:上帝创造了世界。我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世界各地有不同的版本,每一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创世神话。但因为我们这个上帝是个差劲的数学家,祂就按照一个无法约分的比例创造了世界。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明显的例子:几何学中的π。它是圆的周长与直径的比值,有时被表示为22/7。从1950年代开始,计算机就在某种程度上加速了对π的求解,而π则事实上不可解。它永远不会结束于一个整数,而是生产出无尽的小数。我们回到这个问题:它是如何产生的?数学是一个对世界的比喻。世界如同一个无理数一般被生产出来。当德勒兹讲述这个创世的故事时,他会把这个世界称为无尽的余数,如同无理数中无尽的小数一样。π大概是3.1415926,这是“求解”无理数的一种方式,在英语里我们会说这是“取整”(向上取整(round up)或向下取整(round down))。

比如,当你买什么东西的时候,它的价格是3.89,你可以告诉那人这是4元,这是可以的,他给你向上取整了。或者你可以说“我3.80拿了”,这个卖你东西的商人说“可以的,我不在乎那9分钱”。所以我们有这种向上取整的方法,把数字变得更接近整数,3.9或是4元。而我们向下取整的话,就会有3元。这个卖东西的人今天可能特别慷慨,说“没事的我只收3块”。所以你们能够看到,问题出在有关世界的真理上——这个世界是按照作为无理数的比例创造的,那么显然把事物取整就是“不忠于”这个世界的真理。

接下来你就可以把一切联系起来了。“取整”这个做法就像是说:“考虑到所有存在的事物的多样性,这就有太多差异了,就像是无理数中的小数一样。无限的多样性。我不打算考虑它们,我要把它们整合为一个普遍形式、一个整数。”

回过头来,你们可以听到我强调了“真理”这个词。如果你们仔细地阅读《差异与重复》,会发现几乎没有任何关于真理的内容,可能就出现了三四次。但你们需要注意的是,德勒兹谈到了某些事物的永恒的真理。你们能想到π吗?我的意思是,显然,如果你们已经发现了π的解,那么只要你发现了一次,直到你的孩子、你孩子的孩子,从现在开始往后过十代人、过一千年,π的值仍然为真。周长和直径的比值将永远保持为那个数字,永远也不会变成整数。德勒兹总是会谈及永恒的真理,但显然是如同那些无尽的小数一样的真理。如果你将其取整,那么结果就与真理不相即、就实际上是错的。

但同时,它还有伦理的一面:如果某人对真理进行取整,德勒兹就会说这是“不道德的”(unethical),因为这就是要只以普遍形式对待人、以等级制对待人。你们可以在这种行为中看到那些美的形式、对称性,它们都可能强加在我们头上,直到我们能看到那些非常非常恶劣的、甚至是道德上恶劣的对称形式。我们太过于“非对称”——想想所有人、想想我们的举止,没有人能变得那么“对称”。但人们可能会说你不正常、你做的事不正确,你也可能和你的孩子说,“我觉得你的方向错了,你这样走下去最后会惹上麻烦”。通常是家长和他们青春期的孩子这么说,他们可能过渡饮酒或是滥用药物,比如,如果我酗酒嗑药,那我从青年开始就“不正常”。

你们可以看到理论哲学真的和实践哲学没有多远。我们回到无理数、依据不可约分的比值创造的世界,然后你可能想要将其取整,然后你突然想道,“等等,如果一切存在的事物都是这小数的一部分,那如果将其取整的话,我们身上会发生什么?”于此你开始考虑到,这意味着“我也将被取整,进而被置于一套等级制中,而我可能处于这套等级制的底部,这对我来说可不是个好位置,因为这意味着我可能会遭受剥削、不会被好好对待”。你可以看到其中所有的政治意涵,比如贫民窟、种族主义、性别歧视,所有这些结果听起来都不好接受。所有这些都是“把小数取整”的后果。你们可以看见理论与实践之间几乎没有距离。


12 德勒兹伦理学中的主体性

杜昕蕤:我想更多了解一下这个权力结构、等级制结构中的主体性,因为主体性对有关德勒兹的哲学家来说非常重要,但我想知道德勒兹那里是否真的有主体性这回事。

L. Lawlor:好的,这是个非常好的问题。德勒兹,就和几乎所有他同时代的法国哲学家一样,对精神分析非常感兴趣。这也是为什么他和加塔利合写那些著作。很重要的一点是,德勒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弗洛伊德主义者。弗洛伊德在其职业生涯中期的1910年代说,意识是无意识的一种症状。德勒兹赞同这一点。但意识是症状,是就我们习惯的思维方式而言的。德勒兹说症状是可以被治愈的,随后我们会拥有一种不同的意识。在这些早期著作、我谈到的这些理论化著作中,无意识总是被批判,因为德勒兹认为它是定义了主体的那些习惯性形式。

但在他随后与加塔利合作的过程中,以及在研究生课程中教学《千高原》的时候我经常强调的,在这本书论语言的那章里,德勒兹和加塔利会说“少数意识”(minor consciousness)。他们事实上发展了“少数”(minority)这个概念。这也是他们谈及“口吃”的地方,少数其实就是一种多样性(multiplicity),而少数意识就是繁复的意识(consciousness of multiplicity),而非普遍形式。我们日常的意识通常是被所属的文化决定的,是一种标准形式与等级制的意识。当然,我也并不是说我能够完全逃脱这些限制。当你们离开这个房间时,你们马上又会回到那些等级制的思维方式,这是无法抵抗的,似乎就是不可能打破这些思维方式。但是德勒兹仍然敦促我们去做。我会认为意识在他的这些论述中起到了一个次要的作用,它也必须是一种变形的意识,而不是我们习惯的意识、不是笛卡尔式的意识。

杜昕蕤:不像笛卡尔?

L. Lawlor:是的,他总是批判“我思”。这可能有些离题了,但是——笛卡尔式我思的问题并不在于它是思想,而在于这个我思,它对应着与不同经验方式相协调的东西。这就意味着,当我“思考”什么东西的时候,它也是我在“回忆”它、“想象”它。如果语言也是一种思考方式的话,我还能“谈论”它。所以我们对这个对象的所有不同的经验方式都是同一回事。笛卡尔对“我思”的设想就也可以是“我想象”、“我回忆”、甚至“我说”。但德勒兹认为这些职能(faculties)中的每一个都只对应着一类特定的对象,它们决不相同。这是个相当激进的想法。这就是说,当我回忆一个对象时,这不同于我想象一个对象、不同于我谈论一个对象。但从笛卡尔到康德,它们思考的是各职能之间的协调,所以在这些职能之间必须有一些相通的东西(common sense)。这就是为什么德勒兹批判笛卡尔的我思概念。

但就德勒兹的思想而言,如果任何人想要了解他的思想,就会发现他的每一次发问都关乎思想——我们究竟如何思想?如果你们想知道人们为什么会爱上德勒兹、对他的思想感到激动,那是因为他告诉了我们一种关于思想的新的思考方式。


13 “清空”时间:过去与未来的去当下化(de-presentification)

华宇思(哈佛大学神学院硕士生,原清华大学哲学系本科生):您适才提到,在德勒兹看来,我们正在经历的瞬间不是一个在严格科学意义上存在的时刻或当下的时刻,而具有某种生成性。海德格尔也认为时间是绽出,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聚合为一体的存在。我的问题是,海德格尔与德勒兹的时间概念根本上的不同在何处?

L. Lawlor:这是一个体量很大的问题。我不确定绽出是否与我们对时间的体验有关。

德勒兹描述时间的方式很大程度上和海德格尔、胡塞尔的思路很接近,他们都认为当下的时刻总是在流逝。胡塞尔说活生生的当下中蕴含着前摄与滞留,人们可以预期、记忆,而事物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流经意识。所以德勒兹说没有严格的现在,和海德格尔说没有严格的现在时的意思是一样的:当下为绽出所定义,德勒兹也认为未来与过去定义了现在。

但是在1927年《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的术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三十年代之后,他开始讨论大地、神,甚至到五十年代。我知道有学者理解这一转变的缘由;但即便你读了他后期的很多文本,你还是会想,他究竟在说什么?无论如何,德勒兹确实非常关注时间被依照当下而定义(defined in terms of the present)的问题。

我们习惯的思考方式是——我一直在使用“习惯的”(habitual)一词,因为德勒兹实际上在批判习惯——我有一段记忆,那是过去,但我也有对当下所经历之事的记忆;或者,我可以预期未来,但当我想象未来之时,它其实是一个“将来之当下”(future present)。这意味着,过去和未来并未被真正理解为它们本身,而被理解为当下的变体。德勒兹、胡塞尔以及《存在与时间》时期的海德格尔都希望突破这种只把时间定义为“不同类型的当下”的思维方式。

就此,德勒兹谈到了“时间的空形式”(the empty form of time)——如果你去查关于德勒兹的时间概念的研究,有不同语言的两千多篇文章,二三十本书,都尝试讨论“时间的空形式”;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理解的概念。很重要的问题,空(empty)是什么意思?

这意味着,时间并非由当下的内容构成。这很可能是受柏格森的影响。在《物质与记忆》中,柏格森探讨了“纯粹过去”(pure past),这是一个先于所有“过去了的当下”(past presents)的意象而存在的过去。德勒兹对剥离过去的具体内容,视过去为过去本身而非“曾是当下”(was present)的东西这一理念深感兴趣。视过去为过去,意味着抽象掉了所有内容,将过去作为过去本身对待。未来也是一样,你需要“清空”它。彻底“清空”所有的“过去了的当下”,才能得到一个只是过去(或者只是当下、只是未来)的“时间的空形式”。

我不确定这如何和海德格尔相关联,很明显,“时间的空形式”和海德格尔自己的术语相去甚远。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在二者间搭建桥梁,来让“时间的空形式”与海德格尔的思想产生对话。

华宇思:我可以这样理解德勒兹吗——过去和未来都是“空的”,时间是不同的诸当下?

L. Lawlor:不,他是在批判“时间是不同的诸当下”的观点。时间的“空”表示内容的清空——这源于他对形式与内容的区分。时间的内容是我们的日常经验,比如“你今天活着”。你记得2023年在北京参加Lawlor的研讨会时,他以自己“喝酒太多”开玩笑,这场研讨会你只记住了这一个片段——这就是彼刻正在经历的“当下”。这将被界定为一个“过去了的当下”。德勒兹会说:不,这是将过去还原为当下,未来也还原为当下;他主张将过去和未来都无内容地、如其所是地思考;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清空了记忆,清空了预期;是这个逻辑。

华宇思:我需要琢磨一下。

L. Lawlor:这与海德格尔有关。海德格尔像德勒兹一样强调未来的优先性;在《存在与时间》的第二篇里,海德格尔谈到“向死存在”,向死存在就是向“无”存在。在1929年的短文《形而上学是什么?》里,他谈到“畏”(Angst)是一种我们面向死亡时产生的感觉,这与无(the nothing / das Nichts)有关。他把这个词变成名词。但是无就是无,没有内容。

这与德勒兹的想法很像——我们思考未来和死亡时,要把其中的“将来之当下”(future presents)清空。用英语表述其实很奇怪。他不会把“当下”(present)这个词复数化,除非在说“礼物”(presents)。但我正在谈论的是时间的部分;我们一般将过去和未来视作一系列的当下。你今天离开的时候,会想今天早上如何如何;一年之后,你会想,一年之前你如何如何;然后是十年,等等。对当下这场讲座中的体验,你有一个模糊的记忆。但每当你提到“当下”时,德勒兹,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海德格尔,会说:不,你需要抛开这些内容去构想过去,也需要抛开这些内容去理解未来。海德格尔的语言是,未来是“无”,不是东西(no thing)——这是我们当下无法体验的。无论好坏,我们都没有其他方式去思考死亡。我这样说是否清楚呢?

华宇思:我明白了。


14 时间的无限与生成

刘任翔:或许我们该回到“一切原则之原则”:基础绝不能与其所奠基之物相似。我在尝试理解德勒兹此处的论证——假如这里有论证的话。我们是否可以说,假如基础确实和它所奠基之物相似,那么我们必然要寻找更深的基础;因为它们彼此相似,我们就并没有得到关于被奠基之物更深层次的解释;但这只会导致无穷后退。在这个链条上,一个与此物相似、为此物奠基的基础总是又被另一个相似物奠基着。

这让我联想到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的批判。我们试图为自己的存在寻找原因(ground,即根据、基础),并认为那是一种高于、先于我们的存在者。但在这个链条上,我们就只能找到与我们相似的存在者,或者某种程度上来说,“像”我们的存在者(beings like us)。最终这个推论会以一个“大写的存在者”(big being)结束——也就是论证中的上帝。沿着这条路径,等级就会产生:我们拥有了一条“存在巨链”,我们中的每一个人以和“大写的存在者”的相似程度之深浅而被定义、定位。

但是,假如德勒兹想要去打破这一“相似性链条”——它在传统哲学中也被称为 “存在的类比”(analogy of being)——那么他就需要给我们一个存在(而不是存在者)的新概念,这一概念将以“存在者是被存在、而不是被一个更进一步的存在者所奠基”的思路启发我们重新思考自己是如何被奠基的。这是否说得通呢?

L. Lawlor:可以这样理解。即便这方面的证据不多,但我认为德勒兹从海德格尔的想法中受到了很多启发。《存在与时间》中的“存在论差异”说明,存在绝不能用存在者来定义,这也包括上帝。但关于无穷后退,另一种描述德勒兹思想的方式——虽然也引出了很多费解的点——是他是一个研究“无限”的哲学家。我们通常认为要避免无穷后退,但德勒兹反对这一做法。如果你回避无穷,你实际上再一次未忠诚于对时间的真正体验。因为当你清空时间的内容,会发现过去没有开端,没有初始的“当下”;未来也没有终极的“当下”。

这恰恰是一种解放,因为——如你所说,存在的类比让上帝成为第一推动者,而上帝是一个完美的模型,我们以与“完美”的关系为尺度被衡量,这回到了我们之前讨论的“属”的问题。上帝是“所有属的属”,而人类只是上帝的复制品——甚至是拙劣的复制品,海里的鱼是上帝更加拙劣的复制品,石头则离上帝更远。所以等级(hierarchy)是从一种特定的对存在的理解中形成的。

但等级秩序也同样可以源于对时间的理解。我们习惯性地将时间设想为有一个起点。大多数文化都有类似的观念:存在某种“天堂”(paradise)——人类从那里堕落,在尘世经受苦难,最终回归天堂。时间事实上被构想为一个圆:从这里开始,经历苦难,最终回到这里。但这本质上设定了某种作为准绳的“当下”。至少在西方的《圣经》中可以看到这种构想:开篇是对“天堂”的描述——它美好、丰饶、食物充裕、没有痛苦,然后我们堕落了,我们在地球上度过悲惨的生活。假如我们行善,最后就能回到起点。

这种理论意味着起点是某种“当下”,终点也是某种“当下”;但当你清空时间的内容,时间则无始无终,究极无限。如果你用无穷倒退去描述,我认为是行得通的,时间是无穷无尽的。所以说,德勒兹是一个关于“无限”的思想家。任翔说这里面有伦理思考的部分,他用“等级”一词表述得很清楚,我们是参照着完美的形象被衡量的。

这就是为什么以“时间的空形式”去理解时间是重要的,它使我们从这种衡量中得以解放。刚才任翔也提到了对上帝存在的宇宙论证明。如果你们读我的文本,会发现我特意使用了“关于时间的宇宙论证明”(a cosmological argument about time)这个表述,它本质上是一个“反上帝”的论证。

过去几年里我多次谈论关于时间的这些观点,但通常是在已经喜欢德勒兹的人面前,所以我很少受到批评;但在北大做讲座时我受到一些质疑……总之,核心论点是:经验性的时间(empirical time)是无限的。

德勒兹认为这是一个事实——我们经历的时间是无限的。时间似乎可以向过去越来越远、无限回溯,我不能想象它曾是什么;时间也可以向着未来无限延伸,我也不能想象它将是什么。德勒兹认为,时间是无限的,你必须承认这个事实。

所以你听到了这个论证:假如世界有一个完美的“平衡时刻”(an equilibrium moment),那么由于过去是无限的,世界一定早就变成了这种完美的状态。如果这一平衡时刻“需要时间”来到达——我用“平衡”来指称那种无理数的比例,无法被化约的状态——那么在无限的过去里,它早该到达那个完美的平衡点了。但宇宙至今仍在“生成”(becoming)。这说明,宇宙并非在“生成”某个既定的东西。就像你想要达到某个级别、成为某个东西,这需要时间;但如果你拥有无限的时间,你就会想:“我早该在很久之前就达成目标了”……也就是说,如果你承认过去的时间是无限的,且宇宙在“生成”某个完美的东西,那么它早该在很久以前就达成了。所以,宇宙根本不曾试图一劳永逸地达成某种完美的形态。但这个论证的前提是:当我们观察宇宙时,它仍在运动,仍在生成。

所以,宇宙并未在“生成”某个特定的东西。我在书面文本中还补充了论证的另一部分:如果你把时间或生成视为“某物的生成”,你实际上并未真正将“生成”或“时间”如其本身所是地对待,而只是把它简化为某种恒常(permanent)之物。你根本没有真正思考“生成”,只是把“生成”当作某种恒常之物或“当下”的变奏。也就是说,你并未从时间与生成的视角思考时间与生成。 

总结一下论证的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对我们时间经验的描述,第二部分则是更现象学式的对经验的描述。


15 存在的单义性:超越等级与界限

刘任翔:您适才提到宇宙的生成特征。根据某种特定的宇宙观或历史–神学观,存在着一个“平衡时刻”。这让我联想到亚里士多德对时间的论述。他将时间定义为趋向完美状态的运动的计数,这一运动总是参照着完美状态被定义的。这意味着,对德勒兹而言,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生成”并非真的生成。

L. Lawlor:正是如此。之前的讨论里,我们提到德勒兹是关注潜能的哲学家,但那并非目的论意义上的潜能。生成没有一个“隐德来希”(ἐντελέχεια)——希腊语中“生成将终结于此的目的”。生成并不在某处终结,它只是单纯的“生成”。

这说起来很容易,但想起来却很困难,因为我们平常不是这样思考的。比如在大学里,你总想成为某种人、达成某个目标,成为哲学家、作家、化学家等等。无论如何,你总想成为些“什么”。你会认为这是你的潜能所在,并且朝着这个目标奋斗。但是问题在于,德勒兹所说的潜能没有单一的目标,也没有单一的朝向;它总是有很多的可能。

时间原因,我们迅速讨论几个别的问题。

第一,德勒兹的存在论是什么?任翔适才提到了存在的类比。当德勒兹谈论存在的时候,他说的不是存在的类比理论,而是“存在的单义性”(univocity of being)。如果用拉丁语做解,“uni”是“一”,“vocity”则是“声音”(voce)的变体。在存在的类比理论看来,上帝是完美之物,除它之外还有各类的存在者。我们可以将这些存在者分组——人类、高智商的动物(如猿类或大猩猩)、智商较低的动物(比如熊)、智商更低的动物(比如鱼)、智商还要更低的动物(比如变形虫、微生物),一直到无生命物质。在存在的类比中,你会说每一组存在者都有它自己存在的意义,而这每一个意义都最终以类比的方式关联于上帝的存在。你会发现这违背了海德格尔的本体论差异(ontological difference)原则——上帝作为一个存在者,被当作存在本身的意义,而存在的多重意义在不同程度上相似于(resemble)这个单一的存在意义。

你可能会问,德勒兹支持复多性(multiplicity),支持存在具有多重意义,以上所述不就是他的立场吗?不。上述复数性意味着参照一个单一的存在意义建立等级制(hierarchy),这个单一意义将在其它任何一种存在意义中复现。

与此相对的“存在的单义性”是怎么回事?我们刚才提到德勒兹支持复多性,这毫无疑问。而存在的单义性是“一个声音”的意思,看上去是同一个意义统摄了所有的存在者(one meaning for all the beings)。但这里确切来说是,这个意义是属于每个存在者的(one meaning of all the beings),或者换句话说,它是所有差异共享的意义(one meaning for all the differences)。这里发生了一个关键的转变:存在的单义性意味着以同一种存在之意义,无分贵贱地理解一切存在者的存在,无论是无机物还是人类。所有存在者都拥有相同的存在意义,只是在拥有的度(degree)上不同。这里的“度”需要以不同于等级制的方式理解。

德勒兹想用“单义性”(univocity)这个和声音(voice)有关的词传达的是:存在是“被言说”(is said)的;学界很少有人探究声音或者“被言说”是什么意思,但存在和言说是紧密相关的。

所以我们要去言说存在,但不是言说上帝的存在,而是言说诸存在者的存在。前者指向那个完美的意义,而后者则指向意义的弥散(dispersion)。后者导向众意义的平等;而前者导向等级制和不平等——用完美衡量一切,我们就会认为,某一些存在者比另一些更有存在的意义。德勒兹认为,我们具有相同的意义,只是拥有的方式不同(并非类比)。同时你也不能认为存在是强加于存在者之上的,它只是在各种存在者那里被言说(said of beings),是我们这些存在者存在着(we be)。

存在的单义性不同于对存在的衡量。对德勒兹来说,那是所有“喧嚣”(clamor)所由来的那一个声音(one voice)。你站在街头,汽笛长鸣、手机通话、人声鼎沸,熙熙攘攘,这就是“喧嚣”;而所有这些喧嚣来自于一个声音。在喧嚣中,诚然是有许多存在者在各行其是。德勒兹试图用“潜能”(potentiality)阐释这一点:每个存在者——由于它并不在等级制的束缚中、不为某种框架所缚,可以将自己的力量发挥到极限,可以做任何它可能做的事情。想想斯宾诺莎,只有通过存在的单义性,你才能知道你的身体能成就什么、心灵能抵达何处。 

德勒兹说抵达你能力的极限,这“极限”并不意味着终止,而是某种可被超越之物。以日常为例,你或许认为在班上名列前茅就算达成目标、到达了自己的极限。从存在单义性的角度来看,这种想法是错误的。在极限之外,还有更多你可以去做的事。对德勒兹来说,没有完全的肯定性(complete positivity),你所做的一切都并非对某种匮乏的填补。当达到了所能的极限,你还将走得更远。

这听起来像我们总给孩子灌输的鸡汤——尽你所能、做最好的自己。但这儿说得显然更多、更激进,做到最并不意味着全部,总还有更的事情等着你去尝试。你可以以另一种方式运用自己的身体,突破迄今的程式。思想的潜能和力量也一样,真正的思考意味着去思考你本不能思考之物。

我再补充关于“度”(degree)的一些看法。存在的单义性——“一个声音”这个概念中,德勒兹把这个单一的意义构想为动词,一个不定式动词。不定式的动词形式先于动词所有特定时态、特定使用情景,是动词被具体使用之前的原初形式。所以存在的单一意义(the one meaning of being)就是“去存在”(to be),这也是我刚刚说“we be”的缘由——而我们中的每个人则是不定式的变位(conjugated)。

以语言学习为例,我小时候上过许多英语语法课,毫无困难,因为我早已知道如何说话。不懂语法时态,我也知道“we’re going to go somewhere in the future”是什么意思。变格有许多规则,它是原本不定式的动词实际被运用的方式。我们在某种意义上更像是以变位了(conjugated)的方式存在,而我们的意义是相同的、存在是单义的——“去存在”(to be)。“to be”是不确定、有变位的,而上帝是拥有无限理性、至善至美、完满无缺的。存在所有的、唯一的意义就是“to be”——先于所有的变位。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你都是不定式的变位,没有优劣之分。


16 强度;质的派生地位

L. Lawlor:接下来我们要谈到“强度”(intensity)。要理解德勒兹,这个概念是绕不过去的,他几乎每本书、每篇文章都谈到强度。

强度是一个关于量(quantity)的概念。在日常语言中,我们也称之为“度”(degree)。光可以更亮或更暗,光线充足或者光线不足。你可能想量化这种度,但德勒兹希望我们以无限的方式(infinitely)理解强度,把它理解为无理数的无穷序列。

他用白墙——一个来自中世纪哲学的意象来阐释。你可以借助外在(external differences)和内在差异(internal differences)两种差异来区分白墙。在白墙上涂写,在外部施加痕迹,这在它本身之外,是外部差异;除此,白墙自身还能区分出不同的明暗色调(shades),这是内部差异。

在现代制造业中,产品往往只有一种色调,多色调的产品需要制作者付出额外的努力。但百年前的白墙却能自然地呈现丰富的明暗之色,这些细微的明暗差异就是德勒兹所说的内在差异。

惯常的思考方式会问,明暗?什么的明暗(shades of what)?最直接的答案是白色,即白的质(quality)。人们几乎不由自主地会以“of”(…的…)来结束这个问题:明暗是白色的明暗,是白色的质的明暗。但实际上,是明暗色在先,白色、白色的质而后派生。想想这个转变,法国哲学总是在颠覆等级,将底层概念置于顶端。

要理解这种反转——明暗在先,质在后,你要将明暗理解为动词“去白”(to white)的变格。这是一个很不规范的英语表达,一般只有诗歌会把“白色”当动词使用。但德勒兹会说,一切的质,或圆,或方,或不规则,拥有各不相同、五彩斑斓的奇异色彩,它们实际上是“去圆”(to round)、“去高”(to be tall)、“去低”(to be short)、“去绿”(to green)不同程度的表现。

以身高为例,这个房间里大家身高各不相同。你或许觉得“高”就是更好的、更趋向于完美的形态,谁长得矮谁就不好看。但我小时候曾为此苦恼,比同龄的孩子高很多常常让我很尴尬;但大家现在都长高了,我倒变成了小个子。你也可能认为矮一些更好,很容易融入人群、藏起来不会被发现,这是高个子做不到的。这里面掺杂了很多伦理层面的评估。

所以说,正是不定式最终衍生了所有的相关变格。这些变格中的每一个都有着同一个意义,彼此是平等的。你可能觉得很奇怪,我们不是说德勒兹哲学偏好不等(inequality)、无理数比例吗?怎么现在却成了平等学说——而且还认为万物在存在上具有单义性?这如何可能?

让我们回到一切原则的原则——奠基者决不能与被奠基者相似。如果被奠基者(the grounded)是一种形式(a form),奠基者(the ground)就必须是“非形式的”(aformal)。但我们又说时间的空“形式”,这是怎么回事?但这正是德勒兹的想法,形式是有内容的,但时间的空形式是没有内容的。无论形式是什么——我们之前简单提到了过去和未来,它们都不是我们能够经验到的事物;否则它们就被当下的形式定义了。存在的单义性学说赋予我们的平等实际上是允许我们每个人成为我们各自所是的“度”(to be the degree we are)。假如你是白色,那就是去成为你所能是的那个色调的白色。像要成为(特定而无高下的)明暗一样,像动词“去明暗”(to shade)的变格一样,奔赴你所能是的极限。

有些学者认为德勒兹是形式主义者(formalist),有些认为他是反形式主义者(anti-formalist)。德勒兹于1995年去世,但三十年前大家就在争论他的政治哲学是民主主义的还是其他什么类型,甚至有人认为是共产主义的——因为法国哲学家都对马克思怀有敬意,马克思是他们或隐或显的思想背景。德勒兹维护民主制、支持平等吗?还是说他维护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在这种哲学中“平等”价值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人们应共同生活、相互照料?

德勒兹追求的是容许差异的平等。平等并不必然泯灭差别,而是即便我们在强力(power)、强度上相异,仍能以平等的方式对待彼此。Power和intensity这两个词都是德勒兹常用的概念,几乎是同义词。

刘任翔:这里是否存在着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张力——平等是说所有人可以无分贵贱地发展自身的潜能,不平等是说每个人的现实轨迹有绝对差异?或者说,人们在各方面都不同,不具有可比性,而他们恰恰在这个意义上是平等的?

L. Lawlor:是的,人们是不可比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平等的。我用我的身体能做的事和你用你的身体能做的事截然不同。举一个笼统的例子,可能你在数学上比我有天赋,而我比你更擅长语言和写作,但这哪一个也不能说明我们谁比谁更好。我能做的事是只属于我的(mine),不可与他人比较的,它只表示不定式“去写”、“去做数学”的度。这里存在一种“共通性”(commonality),但不是:“质的共通性”(commonality for quality)。注意听这几个词——“equality”、“quality”、“inequality”,白色的“质”导向等级秩序,德勒兹在这个意义上是“反质的”(anti-quality)。在他那里,质总是派生的。


17 “自取灭亡”的强度与“危险”的哲学

L. Lawlor:让我们以一个极具戏剧性的观点收尾。德勒兹在《差异与重复》第五章——围绕“强度”概念展开,强度似乎一头扎向自杀,径直向前。他援引了熵理论,熵理论认为,恒星终将燃尽,万物终将冷却,整个宇宙将一去不回地走向寂灭。太阳是光和热的来源,强度的源头,(而它终将熄灭);所以从宇宙论视角来看,强度自其本性上就将自取灭亡。

这启发我们思考:是什么驱使你不断地超越极限、你又终将抵达何处?一个运动员拥有永不餍足的野心,不断地迫使自己突破极限,结局未必尽如人意。日日写作,不眠不休(学生们赶DDL、准备期末考试,这类体验肯定不少),最终很可能会进医院。所以在读德勒兹的时候,你还要特别关注这两个词:“危险”(danger)、“风险”(risk)。德勒兹深知自己思想的危险性——促使你触摸到自身极限、鼓励你去超越它,这未必有好下场,很可能是一条冥府之路。所以即便在这本极其理论、枯燥的书里(里面微积分的部分让我非常头大),“危险”这个词也出现了五六次,之后与加塔利的合著中则出现得更多。

024|阿伦特:伦理意义上的时间化

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提出了积极生活的三个层面:劳动、制作和行动,强调了行动在时间感和复数性中的重要性。劳动表现为循环性,而制作虽具有持久性却面临无意义的困境。阿伦特认为,行动才能赋予前两者以意义,其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使得宽恕和承诺成为理解人类经验的关键。宽恕促使人们与过去和解,而承诺为未来提供稳定性。通过对比不朽与永恒,阿伦特主张后者强调超越性,而前者则注重人际传承与行动的价值。

1 引论

刘任翔:我们今天就随意一点,因为最近在写跟这个相关的东西,所以正好一起读一下,文本并不长。今天我们要读的内容是阿伦特《人的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新版译作《人的境况》)中的第3、33、34节。我们会先读第33、34节,再回过去看第3节,因为第3节讨论了一个更一般性的问题——永恒(eternity)跟不朽(immortality)的区别。这尤其是在希腊和基督教之间张力的语境下讨论的。 但为了理解她说的不朽(字面上就是不死)是什么意思,可能看一下第33、34节会更明确。我们今天的形式是逐段的阅读,对每一节我先做大概的导读,每一段大家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出来一起讨论。

首先做一个总体的介绍。这本书应该说是阿伦特中期的作品,在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之后,但在她晚期的《心智生活》(或译作《心灵生活》)之前。在这里她其实是基于《极权主义的起源》的工作,因为那是讨论一些特殊社会、特殊历史情境之下的人,但《人的境况》这本书要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讨论“什么是人”、“什么使我们成人”这种问题。

这里面最有名的就是她提出了三种所谓的“积极生活”(vita activa)。“积极生活”首先和“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相对立。之所以她提出这个对立,是因为她对于既往的哲学,尤其是对政治思想、政治哲学(从柏拉图到卢梭、霍布斯、康德、黑格尔等的这条线)有一种不满或异议:这种政治思想、政治哲学试图用沉思生活中出现的一种形态、一种对人的理解,来覆盖人在真正的公共生活、政治生活中实际的“境况”。

但她认为政治不可以还原为哲学或思想,首先因为思想是一言堂(monological)的,只有一张嘴巴在说。当然,思想也可以是辩证的(dialogical),是两张嘴在说;但是,仅仅有一两张嘴,还谈不上是真正的公共生活,公共生活肯定要“七嘴八舌”。

在这里面首先出现的就是人的所谓复数性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它在积极生活的三个层面上都有所体现,但在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行动的层面上尤其重要。这三个层面是什么?我简单介绍一下,这三个层面是从低到高,从更基础到更高级、但同时也更脆弱的顺序。

顺便说一下,我同时给了英文版和德文版,其实阿伦特到美国之后本来是用英文写的,所以英文本是准确的;只是她之后出德文本时,自己又校订了一遍,所以德文本可以反映她更晚期的思想发展。这就属于文献学考证的范围,我们今天就不处理,可以以英文本为准。


2 积极生活的三个层面

刘任翔:在英文本里,三个层级的名字叫做labor、work和action,分别翻译为劳动、工作和行动。这三个翻译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阅读时会发现它们有的时候会混在一起,比如说第33节开头,又是“劳动动物”,“劳动及消费必然性”,“制作、制造和生产能力”,“工具制造者”,“建立了一个持久的世界”等等,有时不好看出指的是哪个层面。反正我们注意在这里有两个范畴:一个是劳动(labor),一个是工作(work)或者制作(fabrication)。可能“制作”这个词更能体现出和劳动的差别,因为“工作”跟“劳动”听起来像是一回事,而“制作”指的是造出一些持久性的东西。比如做一只水罐,目的是能一直用,不是说造出来今天用来喝水,明天就扔了。

不过,造出来今天用来喝水、明天就扔,恰恰是我们今天消费社会的情况:很多东西不是被用坏了才扔,而是因为出了新一代产品而被扔。所以我们今天其实越来越接近于一种从“制作”退回到“劳动”的情况。我们更习惯于某种循环性,在其中新的东西不断被生产出、不断被耗费,以便让位于更新的产品,就像今天换一台手机,明天换一台电脑,这是一种完全没有积累性的循环,它对于阿伦特而言就是低层级的,是劳动的特征。阿伦特认为它不是人所独有的,而是所有生命共享的:生命为了物种的延续,必须进入这种循环,一代代的个体每天吃饭、睡觉,这都是循环性的,但不意味着任何累积。可能从客观上说生命在变老,但对于它自己而言,可能每一天都差不多,不会去在乎今天和昨天、明天和今天是否要过得不一样,所以它是循环的。人在劳动中也符合这一特征:为了自己的生存和物种的繁衍,不断进行循环性的努力;这既包括了生产(production),也包括了繁殖(reproduction),都是为了生存和物种延续。

与此相对,制作就是一个专属于人的层面,需要持久性(durability)。阿伦特这套话语还是从海德格尔那儿来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第三章描绘了一个制作的世界,上手的各种工具是循着因缘的指引(为了做……)被奠基于一个意蕴整体。比如,生产出锤子是为了砸钉子,砸钉子是为了造房子,造房子是为了居住,居住是为了共同生活等等。

这里面有一个所谓目的性的链条,即为了……之用(um…zu…)的关系。但是阿伦特说,这里即便我们考察制作的层面,也有这样一个困境(predicament):我们忙活半天,但是一切忙活的最终目的、最终的“为谁之故”(Woraufhin),并不在制作层面自身之中。如果我们被限于制作的层面,我们就会整天无目的地制作大量的东西,这东西似乎是持久的,却是无意义(sinnlos)的。

阿伦特认为,要找到意义感,既不能在劳动的层面找——因为那里全是循环,没有任何稳定的东西——也不能在制作的层面找,而只能在第三个层面,也就是行动中寻找。Action这个词看起来平平无奇,我们干什么都可以说 act,包括坐公交、做陶器;但在阿伦特的语境里面,action是比较窄的概念,特指的是(用我们今天的话说)跟共同体中其他成员之间的互动。

并且,这个互动不是说为了自己的政治目的,跟部分人私下谈话、密谋;行动是要在一个公开场域、很多人在场的见证之下。比如说宣讲我的计划、争取别人的同意、听取别人对我的批评意见等等。只有在这样复数性(plurality)的层面上发生,并总是经由话语、经由逻各斯(logos)中介的活动,才称得上是行动(action)。


3 行动的独特之处

刘任翔:从时间性的角度来说,行动既不同于劳动的纯粹的循环性,也不同于制作的简单的持久性(制作的产品一直留存)。相反,它具有一种更为复杂的时间性,可以称为循环性之中的持久性,这个怎么理解呢?

首先,行动在时间上有脆弱性,完全可能被遗忘。设想我们在公共场域中做的事,比如一项科学贡献,被人们铭记了,但其实不那么持久,可能过几代人就忘记了。相反,一块巴比伦的泥板埋在地下,这一制作的结果就一直保存着;假设巴比伦的英雄故事只是口耳相传,没有被记录下来,那么,当民族消散于历史时,故事自然也就消散了。

其次,虽然有这种脆弱性,但行动实现持久性(durability)的方式就是刚才所说的代代传承。比如对于孔子的言行,我们早已没有什么确凿的证据来证实,就像要表明哪张桌子是他用过的、寻找他留下的痕迹一样困难;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和教诲通过代代相传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有点像中国人常说的“传灯”或者薪火相传:每一个柴火堆或蜡烛本身有限、会很快烧完,但重要的不是蜡烛,而是火源的传递。一根蜡烛点亮另一根蜡烛,其中的稳定性是不断消耗之中达成的脆弱的稳定性。这是行动领域的特征。

行动领域与另两个领域还有个不一样的特征:为了实现传承,需要人的复数性(plurality)。世界上不能只有一个人。在阿伦特看来,很多政治思想、政治哲学的问题在于有这样的倾向,宛如世界上只有一个人更好,这样甚至不需要政治。需要有政治,只是因为人是复数的,人人想法都不一样,难以调和;而政治哲学的理想是在人们之间达到这样充分的交流,以至于大家全部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仿佛完全是一个人,仿佛一个人的身体部位之间那样一致地协作。

但阿伦特恰恰需要差异,因为只有先有差异,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传承。如果人人都一样,就没有必要学习别人的任何东西了。

这里也涉及所谓的世代生成的时间(generative time)或代际性(intergenerationality),黑尔德(Klaus Held)写过相关的文章,我们之后可以再去关注,今天就不多说。


4 积极生活的困境及其解脱

刘任翔:我们今天选的33、34节在《人的境况》第五章“行动”里,阿伦特在这之前已经讨论完了“劳动”和“制作”。第33、34节明确地解释了在行动的领域中,人的时间感是如何生成的。

我们回头考虑一下这三个层级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行动以劳动和制作为基础。如果不种庄稼、不造房子,人们就没有机会进入公共的场域。但另一方面,行动的层级一旦出现,就会反过来为制作和劳动这两个层面提供意义和终极目的。如果在劳动和制作的层面发现了任何的时间性,即发现了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区别,那就要到“行动”层面去找起源,因为行动是最终意义的来源。如果我们暂时悬搁自然主义(认为世界本身就有时间)的观点,而从“时间如何有意义”的层面去思考,那么这个“意义”首先要在行动领域寻找。

第33、34节分别讨论的是在意义层面,过去(不可逆性和宽恕的力量)以及未来(不可预见性和承诺的权力)的维度怎么打开。这里有两对概念,第一对概念是宽恕和承诺(forgiving、forgiveness和promising、promise),这两种行动显然需要有多个人才有意义——或者说,与他者之关联中的宽恕与承诺,为与自身之关联中的宽恕与承诺提供了基本范式。

宽恕和承诺这两种行动能把我们解脱出行动的两种困境,即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为了理解“困境”(predicament)在这里是什么意思,首先要铺垫的是在劳动和制作中包含的困境。我们可以看第33节的第一、二段,中文第183~184页。阿伦特说,劳动的困境在于:人类屈服于“劳动及消费必然性”,陷于必然性的不断的循环。从这一困境中的解脱可以靠“制作”,因为它实现了与循环对立的持久性。

但是,制作又有一个“无意义”的困境,中文本第六行写:

技艺人(homo faber)要摆脱无意义性的困境,摆脱“所有价值的贬值”。

这里的解脱就要依靠行动。简而言之,阿伦特认为,劳动之困境的解脱在制作中,而制作之困境的解脱在行动中。当然,“解脱”不是指从某一层面中完全解放出来、完全不管,而是指“治疗性”、也就是使之可以承受。

那么,如果行动也有内在的困境,怎么办呢?是需要某个更高的第四层面,还是它能自我解脱呢?阿伦特说,行动有两种困境。一是“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比如我伤害了另一个人,覆水难收,没有办法使世界回到它没发生的样子。但在劳动的领域里,这不构成一个问题。比如果子忘记吃了、坏了,明年还会长,因为季节是循环的。不需要去逆转时间,而只要等它再来一轮。但行动不同,伤害了一个人,就没有办法让事情再来一次。行动的时间不能重来。

第二种困境是“不可预见性”(unpredictability),比如我做一件事有很好的出发点、心意,但是波及了很多人,有可能其中有些不认识的人因此生活得更差了。我无法预见,因为我作为有限理智无法预见行动的全部后果。这也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如果只有一个人(自由行动者),也许行为的后果会容易预测的多。相比人,那些非人之物似乎更容易计算和控制。但我们已经假定,有一些除我之外的行动者是自由的,他们可以作为第一因,引发新的开端。这样一来,我就无法知道自己的某个行为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我不仅无法预见行为的后果,而且不能预料明天的我是否会忠诚于今天的我。这同样是因为世界上有很多人,我不停受到别人的影响。也许我今天忠诚于一群人,明天又觉得另一群人更值得交好,而背叛今天的我。这是今天的我没有办法预见的。不可预见性是行动的第二种困境。

从时间的角度看,这两种困境分别指向过去和未来——不可逆性是指过去的事情不能再来一次,不可预见性是指未来的事情无法在今天搞清楚。所以它们讲的都是“和今天的距离”,而这个距离不是抽象的、形式化的,不是指相差几个小时,而是说当下的自我似乎面对着两道不可越过的墙。我没有办法伸手改变过去,也没有办法(在尚未成为未来的自己的前提下)伸手影响或者看见未来。

在阿伦特看来,这构成了现在与过去或未来的根本区别。正因为行动具有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所以我们在时间之中被限于当下——这是总的困境。

然而这个被限于当下的困境并不是实际生活中总会遇到的情况;实际生活恰恰是能够通往过去、通往未来:不是通过把自己“传送”至某个时间点,而是通过比如说历史叙述、传统的传承、对未来的计划、对未来的期待、约定等等。这些都是人以有限存在者的身份去通达过去和未来的办法,它们可以帮我们在当下打开向着过去、未来的维度。如果是这样,正说明我们没有完全被不可逆性和不可预见性这两个困境困住。而这是因为我们有两种行动的能力——与不可逆性相关的宽恕,以及与不可预见性相关的承诺。


5 行动的不可逆性与宽恕(33节)

刘任翔:我们先看第33节——不可逆性和宽恕之间的关系。不可逆性(irreversibility)是指做事之后没办法逆转:对一个人造成了伤害,那就是伤害了。

我们首先设想,如果没有宽恕,世界会怎么样?想象我们都是一些弹珠球,在一个被框起来的平面上,我因为某种原因撞了别人,被我撞击的人也会开启他的运动过程。一种情况是“报复”(vengeance);另一种情况是对方把暴力“转嫁”到别人身上。受到外力后,没有办法自己把外力消化掉,于是开启了一个无法自控的过程,暴力被转嫁到别人(尤其是相对弱者)身上。这是一个无休止的链条,就像在战争中,一个族群可能就是因为自己遭受了暴力,而不断向其他族群施加新的暴力。

当然,这个比喻有自己的限定条件,因为这个运动平面有一个框框,即在有限的社会群体中。这些弹球或者自愿,或者被迫在这个界限内活动——这个限定条件我们暂时不讨论。

用阿伦特自己的话来说:

如果不是宽恕让我们摆脱我们所做事情的后果,我们的行动能力就会被束缚在一个我们永远无法补救的单个行动上;我们永远是其后果的牺牲品,像没有咒语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师一样。(中译本184页)

但是宽恕不同。比如我伤害了R,R说我伤害了他,让我去反省。如果我是故意的,我可以道歉说自己当时的想法不对,行为对他产生了不好的后果,故而请求原谅;如果我不是故意的,我同样可以解释说自己无意伤害,但是伤害到了对方,所以对不起。当然,R可以选择原谅我,可以选择不原谅我。如果他选择了原谅我,那么他从我这里遭受到的冲击,可以认为已经在真诚的对话中被消化掉了,不再有报复和转嫁暴力的需要。注意这里语言的重要性:通过语言,人类在共同体内部消化了暴力。

所以人的共同体的作用不是排除(eliminate)暴力,而是消化(con-tain)暴力,把暴力向内“折叠”,成为无害的共同记忆。可能多年之后,我跟R说到当时的傻事,就一笑了之了。这个事情不是被遗忘,不是被消除,而是变成了一个无害的过去。R在原谅我时可能会说“算了,都过去了”,把这件事情“包”起来,推到了跟当下没有直接关联的“过去”的场域。这个过去可以回忆,但对当下不具有创伤式的影响了。

相反,我们有时陷于这类创伤记忆中,恰恰是因为没法对自己说事情过去了,所谓“心里过不去”。过去的经历与“现在”没有被拉开距离,而始终像鬼魂一样在此时的头顶上游荡,使我们要去报复、对外施加恶,等等。

所以,在宽恕的行动中,出现了过去和当下之间距离的“拉开”。事实上,被拉开的“过去”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过去”,即已经过去的过去(a past which has passed)。注意,事情不会自动变成过去;弹球的世界中没有任何事情真的过去了。假设没有能量损耗,撞击就永远继续发生。

我们所通常理解的过去——比如一国对另一国犯下战争罪行后,两国在某一点可以说这件事“过去”了——恰恰是因为出现了宽恕的行动。宽恕一方面是在这两个国家之间发生的,另一方面也是在所有其他国家和民族的见证之下发生的,而不是私下的利益交换。当然,国际政治中有一些明面上是宽恕,但内里是利益交换:比如二战后日本跟韩国之间的协定,涉及了日本同当时韩国政府做的利益交换。同时,也有像德法之间的例子:在欧洲一体化时,一战、二战中它们的这些仇恨好像就“翻篇”了。“翻篇”不是指忘记历史,而是指通过建立博物馆、档案馆等来记住历史,使它们尽量不再发生;指根据这些记忆以及对记忆的判断,调整自己当下的行为,调整自己民族的性格(character)、身份认同(identity)。

所以宽恕的行动带来了所谓“放归过去”(let pass)的可能性。我们先前谈论胡塞尔、海德格尔时,已经多次提到过去的“时间视域”(time-horizon),也就是能把过去放归过去的前提。现在我们则是从人的行动,从道德哲学、伦理学的层面重新考察:为什么人类这种存在者能够把事情放归过去?当然,阿伦特讨论的是一类特殊情况,即在行动场域之中发生的事,而“放归过去”还可以发生在制作场域等等。无论如何,行动是一切层面的最终目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用行动来解释我们体认到的时间性。这是阿伦特的思路。

我们发现,她和胡塞尔、海德格尔这些人有连续性,他们的待解释项(explanandum)是一样的,即为什么有过去维度、为什么有未来维度。但是,他们用以解释的根据(explanans)是不一样的。胡塞尔、海德格尔更多地会从现象学、存在论的角度切入这个问题,阿伦特则更多地从我们今天称之为伦理学的角度切入。我不确定如何描述这个角度,因为阿伦特好像没有一个专门的名词。她不喜欢“政治哲学”这个说法——她觉得政治哲学是用一言堂的哲学遮蔽了真正的政治问题,即复数性场域的问题。所以,这里涉及的可能是一种“非哲学”的政治思想。以上是不可逆性和宽恕之间的关系。


6 宽恕的前提条件;惩罚与报复

刘任翔:阿伦特另外还说,宽恕是只有自由行动者才能够做的事情。相互报复、像弹球那样相互撞击,是自由者和不自由者都可以做到的;而宽恕是基于“人的复数性条件”(the human condition of plurality),基于内化掉过去所承受的冲击的能力。

如果从康德哲学中先验自由的角度来看,宽恕的能力开启了一个新的开端,是把过去的冒犯(offence)放归过去、并重新开始共同生活的决定,而这个决定体现了双方的自由。比如说我承认错误是我的自由,是我作为一个人才能做的,R选择宽恕时也运用了他的自由。这两件事是同时发生的,通过这件事,我们开启了一个新的行动链条。

书中还提到了“惩罚”(punishment)与“报复”(vengeance)。假如在部落冲突中,由于对方杀了我的部落的成员,我也去杀他的部落的成员,这可能被叫做“惩罚”,但它其实是“报复”,是私刑,没有经过一个更高的机构审判,没有对“应得”的惩罚的公共判断,而只是受到伤害的部落私自报复了另一个部落。

“惩罚”一定需要一个第三者、一个中介机构进行判断、宣判,表明谁做什么事是不对的,所以应当受到(deserve)什么样的惩罚。这个惩罚是由第三方机构,比如现代国家的执法机构来执行的。一个杀人犯需要被执行死刑,死刑不是由被杀的人的家属执行,而是由警察来执行的。有第三方、有整个执法机构的中介,这才叫做惩罚。

惩罚和报复的区别是什么?惩罚有可能使事情“翻篇”。杀人犯杀人不对,他自己也要承认这事不对,他的家人、社会中跟他相关的人也都要知道,社会整体的判断就是这事不对,所以惩罚是他应得的。如此,整个由他杀人所开启的行动链条才结束了。

相反,如果是被害者的家人去报复,杀掉了杀人犯,可能杀人犯的家人觉得这事是不正义的,觉得被杀的人本来该死,可对方要杀我方的人,就危害了我们的家族,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蒙泰古和凯普莱特两家族一样开始相互仇杀。这种情况下就会出现相互报复的无尽链条。

所以惩罚和宽恕出现的场合其实类似。在187页,阿伦特说“代替宽恕的是惩罚(但绝非其反面)”,意思不是指惩罚意味着不原谅,而是指惩罚是通过司法的中介,在整个社会层面做“翻篇”的努力。这和一对一的宽恕使事情“翻篇”类似,只是有一些罪行没法宽恕,没法让犯罪行的人还好好活着,而需要施加一些措施,才能使正义的天平平衡。惩罚在这里扮演了比较次要的位置:有些情况下可以宽恕,有些情况下则通过惩罚、司法公正(justice),来使事情翻篇。


7 讨论一:阿伦特的命题的历史局限性;
消费社会中行动层面的萎缩

戴碧云:我有个稍微有点大的问题。在单纯读文本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个内容好像是普遍的,好像任何地方都可以形成一个公共领域,至少在我很年轻时读文本就有这种错觉;但去年和今年,我突然有点相信文化的“不可通约”(当然这本身是个问题)。后来我重新反思,想到是不是因为阿伦特这一套确实还是从古希腊社会引入的?

刘任翔:肯定是从希腊来的。

戴碧云:在何种意义上它是从希腊来的?

刘任翔:你是说何种意义上只能适用于希腊?

戴碧云:或者它是不是可以……

刘任翔:拓展到当下?

戴碧云:这是我的问题的背景。另外有一个问题,我其实一直不太懂的一点,为什么说制作的“解脱”在行动中?

刘任翔:可以参考海德格尔对制作活动的解释:它有一个“为……”(um… zu…)的链条,所有链条最终要引到、或者说都由之出发的地方是“为谁之故”(Worumwillen),即我做东西是为了谁——为了别的此在,或者未来的我自己。而当下的我和别人、和未来的我自己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行动层面的关系。所以说行动为一切的制作提供了最终的理由。

至于阿伦特的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当然她整本书充满了古典学的思想资源。我们看第三节会更明显,那里解释了柏拉图意义上的永恒、基督教的永恒、希腊意义上的不朽是什么意思,这些都是阿伦特自己的学术背景。甚至有学者认为,如果她的论证不是从这种背景出发,被人接受起来也许还容易一些。他们觉得,是希腊背景拖累了阿伦特的论证,因为完全有可能在(比如说)康德哲学的场域里展开刚刚的这种论证。另外,利科也谈论报复(vengeance)、司法公正(justice)和宽恕(forgiveness)之间的关系,他更多是在天主教的哲学人类学背景下讨论的,这也可以。一种理论的来源和它最终的适用性范围是两件事。

其次,阿伦特说的公共场域在多大程度上适用于今天的种种类型的社会?当然,今天哈贝马斯等哲学家也在为公共领域辩护。哈贝马斯有马克思主义背景,他觉得资产阶级才能形成公共领域。这不是说非资本主义国家不能拥有公共领域,而是说公共领域有自己的条件,每个人要有所谓“群己权界”——权力要有划界,每个人要有一些不可侵犯的权利,包括自己的私产(property),这是很重要的。在所有这些情况满足后,才能拥有一个公共领域。

阿伦特的想法在这方面是一致的。她明确说,真正能够进入行动领域的,还是希腊意义上每个家庭(household)中的成年男性。一家之主才能够进入公共领域。我不倾向于把这理解为她在为男权辩护,相反,她讲的更多是:什么能把一个人“托”到相互讨论、投身于公共事业的高度上。

整个的家政学(economics,今天叫做经济学)使得每个家庭中的成年男性不用再操心衣食住行;这些劳动和制作层面的东西有人替他代劳了,所以最终他成了一个比较闲的人。不仅是古希腊人,北京胡同里遛鸟的大爷其实也有这种闲暇。希腊男性进入公共领域当然基于很多不平等的关系——奴隶制中的主人和奴隶之间的不平等、性别不平等、代际的不平等——所有这些,集众人之力,把他托到了能够进入公共领域的位置。

他整天闲着没事,所以他可以进入公共领域去讨论一些对于大家来说都很重要的事情,比如怎么组织这个社会、这个村子,比如要完成一个水利工程时每家怎么分配负担,怎么分配所得等等。因为这些涉及到很多人之间的关系,它们就是一些微观的政治问题。

至于为什么我们今天对此觉得如此遥远,是因为我们今天很大程度上已经被消费主义拉回劳动(labor)的层面。人整天想着自己今天上班、明天上班,所以每天都是重复;我们相对于自己的产品是异化的。设想我是生产线上拧螺丝的工人,我根本不会去看产品最终去了哪里,被谁消费、被谁享用;我对此根本无暇顾及。在这种情况下,每个人的时间视野被压得非常窄,如同刀锋一般,基本上是瞬间失忆的。谁会记得自己早上加工的第130个零件是什么样?

在这种情况下,人哪里有闲暇进入公共场域去说话、做决定,去讨论某个新产品、新制度是不是必要的、是不是对自己的群体有益;还是只是增加了我的生产劳动,同时在消费者那里也产生了一种额外的劳动?比如说,我生产游戏机,使用者在游戏里同样也在进行重复的劳动(farming)来获得游戏里的资源。

消费主义的背景导致我们现在已经基本不讨论微观政治的问题了,因为每个人都只关注狭窄的当下。用阿伦特的话说,我们今天不是每个人都成了一家之主,而是根本没有“主”。没有任何人被留在可以讨论政治的位置上。即使政府首脑,也并非在公共领域中自由参加讨论的人。相反,他们恰恰是被现在由技术专家统治的整个政治机制所钳制的对象,并不是什么话都能说,而是要按照技术专家的逻辑、市场的逻辑来说话。比如在竞选中,需要迎合社会的利益;竞选的宣传与宣传商品的广告没有本质区别:诉诸人的情感,把前反思的东西全部调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谈不上什么公共领域,因为没有明确摆出每个人的观点、求同存异的过程。这不仅在专制社会不存在,在所谓的民主社会也基本没有,因为现在的民主社会是一个“点赞民主社会”,投票就像是点赞。

所以不能简单说阿伦特的模型不适用于当下,而是说根据这个模型,在当下基本没什么真正意义上的行动。不是说人本质上没有行动,因为我们在一些小的范围里还能进入行动领域。而且,由于技术的发展,人需要花在劳动和制作上面的精力越来越少了,可以享用很多现成的东西。只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由于享用了过多的劳动和制作的成果,反而去遵循劳动和制作的逻辑,而不去遵循行动的逻辑,不去看、不去直接面对人,而把别人当做自己面对别的物的中介。比如我和煎饼摊的摊主之间,不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我找ta是为了买煎饼,甚至社恐的我可以扫码下单,还更舒服。这不是行动,没有什么公共领域,我对ta只需要说出自己的要求,甚至扫个码也可以。他人成了我与物(煎饼)的中介,这是一种情况。

第二种情况更严重,人成了物和物之间的中介。比如我是快递员,物品要去某地,我就把它运去,我的劳动是让此物与另一个物(仓库等)对接。今天多见的是这种情况:人是中介,且被中介的东西里至少一端是物,而不是人和人以物为中介。

人和人以物为中介的一个例子是,我们今天通过腾讯会议开讨论会,D来不了,我们在场的几个人和D之间通过物的中介来达成一种讨论的行动。

再次强调,所有这些并不代表我们失去了行动能力。不要只看国家这样的宏观领域,本来行动就不是这个意思。阿伦特是直接民主(direct democracy)的支持者——小国寡民、地方自治——她尤其喜欢建国初期的美国,那时地方自治的传统很强,所有人在讨论政治事务时,都在讨论切身相关的事情。

比如,哪怕不去讨论医疗改革、台海问题这些宏大的事情,我们今天可以就讨论要通过什么样的制度才能预约人文楼的这间房间;要是别人也想要用它,怎么决定谁可以使用它?这些也是政治事务,但是是切身的、与我们直接相关的,我们对此感兴趣得多;而对一些遥远的问题,投不投一票,可能区别就微不足道。如果只有几个人,确实每个人不仅可以投票,还可以说话、辩论、协商,这是一种更具体的政治发生、公共场域发生的情境。

这里的阶段性结论是,不是行动的模型不适用于某些社会,而是在某些社会之中行动层面发生了萎缩。


8 讨论二:几种积极生活的统一性

马浩然:为什么阿伦特会把劳动、制作和行动用不同的概念表述,而不是说劳动是一个目的在他物上面的行为,制作是一个目的在此物上面的行为,而行动是一个目的在人身上的行为?

刘任翔:你这么说没问题,因为你用了一个更高级的概念——“行为”,阿伦特用的概念叫vita activa(积极生活)。这三种确实都是积极生活,可以用一个总括性概念“行为”,但是你这样区分的目的在哪里? 她的区分是依据三种积极生活时间性结构上的差异。当然,她对它们的目的也有具体的定义,但她讲完之后,还是给了各自一个名字来做区分。

但我猜测你的问题背后有个更强的命题,即它们之间没有那么明确的界限,是吗?比如说,我本来目的在这里,但中途目的改变了,它会从劳动式的行为变成一个制作式的行为,是想说这个吗?

马浩然:而且,在人与人交往的时候,可能我并不知道我的目的到底是在那个人身上,还是在其他的东西身上。

刘任翔:所以你第一步以目的作为区分的标准,第二步又认为我们在事实上在实施这些行为的时候未必知道自己的目的。

我觉得这或许是一个对阿伦特的有效批评。如果她的区分标准也和目的相关,并且在区分时明确地说积极生活的参与者需要知道自己的目的在哪里,那么你的批评反对的正是后一点。当我们试图考察你们谁说的更有道理时,就要考察你的论证前提了。你的论证前提是,我们未必知道自己行为的目的,但你是否预设了有别的某种方法可以知道自己行为的实际目的?

马浩然:我们不知道,不一定代表有别的方法可以知道。

刘任翔:比如我现在开读书会,我自己觉得我的目的是讨论这个文本,获得更深的理解。但是根据你的理论,我未必真的知道自己的目的,也许我的目的是获得荣誉,使自己显得很风光。现在的问题是谁能够判断、谁能够决定我到底是什么目的。对于你来说,是否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决定,也没有任何非人存在者可以决定我的目的究竟是什么?还是说,对我做个实验就可以发现?

马浩然:我觉得不需要有实验或验证过程能让你知道自己的目的,也可以说你并不知道你的目的。

刘任翔:没错,因为我可能当下不知道,之后知道了;但是我也不必事后知道。在知道之前,我一直都觉得我有另一个目的,但是某一天我突然发现,我不是那个目的。

我个人比较同意你,你相当于把前反思的目的放在了一个可以被反思、但不必被反思的存在论位置上。但我觉得,如果采取这种版本,阿伦特也不会反对,毕竟她一直谈论积极生活,但对积极生活的谈论本身不是积极生活,而是沉思生活(vita contemplativa)。所以当她开始谈论的时候,已经是她在“替”这些沉浸于积极生活的人说出他们的目的了。

行动者自己只拥有一些前反思的目的,只是到了这个节点可以对他做一个判断。这个判断未必是绝对正确或颠扑不破的,但判断本身构成了对这些人的前反思目的的反思和挑明。在这个层面上,也许她可以接受你的修正。


9 讨论三:报复之循环的中止条件

马浩然:另一个问题:假设我们已经在一个框框里面生活,为什么需要宽恕才能不“弹来弹去”?

刘任翔:不是说必须要宽恕。刚刚还解释了惩罚、司法公正。有时候是宽恕:所谓庭外和解就是一种由司法程序所中介的宽恕,可以直接宽恕,也可以在赔偿的基础上宽恕。有时候没有办法和解,没有办法由某方宽恕某一方,那就公事公办,该怎么样怎么样,但是双方都要认可判决的结果。这两种方式都可以让碰撞停下来。

马浩然:还有一种情况是疲惫状态,大家打累了、能级衰减了,他们的动能……

刘任翔:这在历史上是有例子的,比如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就是因为三十年宗教战争打得太疲惫了。但如果仅仅是感到累,那么等到恢复了,不疲惫了,心里过不去就还会去打,休止就只是暂时的。

还有一种情况是打累了,开始思考了,坐回谈判桌。朝鲜战争就是这种冲突与和谈不断交替的情况。如果在这样的商谈中可以达成协议,那就接近宽恕了。可能可以算作第三种,即妥协。这有点像社会契约,当然社会契约的意思更广,但无论如何首先要有言语行为,要由逻各斯来中介。这一中介意味着不只是两方的事:通过说话,双方共同忠诚于语言系统中证成或正当化(justification)的方式,于是才会有共识,才会清楚什么事情是正当、正义的,共识才会是稳定的。否则,我可能今天达成了协议,回头又不服气,问“凭什么”。

“凭什么”的问题,意味着双方没有达到某个共同认可的正当化体系。之所以在一个共同体中需要法律,是因为要首先提供一个正当化体系,每一方为了和其它人好好一起生活,首先要原则上承认它,遇到问题可以提出修改——这和社会契约论所说的国家起源有类似之处。当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还涉及到原初状态或自然状态的问题,这里阿伦特没有涉及,没有去设想任何虚构的状态,而是直接从我们对现实的人的理解出发。


10 讨论四:宽恕如何打开过去?

任逸:我不太理解刚刚你谈到的行动中的时间感——因为有宽恕和承诺,所以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能通达或打开过去、未来的维度。但是宽恕恰恰是一个取消过去的行为。

刘任翔:在什么意义上取消?

任逸:在这个意义上:过去的罪像达摩克利斯之剑一样悬在每一代新人的头上,而宽恕就是把剑放下。这里只讨论了负面或消极意义上的过去,那么怎么理解通过取消过去的行为来打开或通达过去?

刘任翔:我觉得“取消”这个词从中文的角度说不是特别准确,因为取消有很多种意思。它包括“抹去”的意思。的确,很多政治哲学讨论中经常把宽恕等同于忘记,但在阿伦特、利科看来并非如此:宽恕恰恰是以记住为前提的。要是记都记不住,也就谈不上宽恕。

当我们在宽恕的言语行动中说“这事过去了”、“这事翻篇了”,并不是在问“你当时干了啥?”后者是忘记意义上的取消,而前者也是一种取消,但前者指的是使之无害化、使之遥远化,把它变成一个对于当下不再那么“要紧”的既成事实——而这是因为有了宽恕的过程。而且,宽恕过程本来也是基于做坏事的那一方对错误的承认。假若那一方死不承认,那就谈不上宽恕了。所以这永远是多元的主体之间的发生的事情,不可能单方面地原谅。

当然阿伦特也说,有一种情况叫原谅自己,但这是第二性的、派生的,因为首先要有原谅别人的能力,才会有原谅自己的能力。


11 行动的不可预测性与承诺(34节)

刘任翔:我们接着讨论承诺。承诺的现象可以让我们更加直接地体会到,所谓打开时间维度、时间场域是怎么回事。我们刚刚说,在处理不可逆性之困境时,有宽恕、惩罚、协商等不同路径,它们都构成了对不可逆性的某种救赎,都可以放在和宽恕类似的地位上去考察。在这个意义上,宽恕更像是阿伦特想到的一种突出情况,而不能概括对不可逆性的救赎;而承诺的现象则似乎更有总括性。

第34节(第189页)提出,与承诺相应的困境是行动的不可预见性(unpredictability)。因为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人,他们都有开端的能力,所以我不知道我开启的行动链条中的后续环节是否会对其他人造成伤害;其次,由于我也不断受到别人的影响,受到共同体的感召,我的忠诚会变化,人格会变化,明天的我也未必忠于今天的我。因此,一方面我开启的行动链条之后果不可预见,另一方面我作为行动发起者的个性本身的变化不可预见。

为什么承诺是用来回应不可预见性、使不可预见性变得可以承受的一种行动呢?比如,我在今天说(因此,还是通过语言)我10月下旬回北京时可以举行下一次活动。当然这不是一个明显的承诺,而只是隐性的:10月下旬我会来。我在9月底说了这句话,之后去了许多别的地方,遭遇了许多别的事,它们也许会彻底改变我,甚至使得这个活动的意义对我而言消失了,我甚至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举办它。但等我10月底来,我还是会重新考虑,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做出这个承诺,而听者也基于我的承诺安排了他们的行动,这些从外部为我提供了一种稳定性、一种历时同一性(diachronic identity)——它对应的是“明天的我为什么会是今天的我”的问题。

我们当然可以从心理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角度解释人的历时同一性,解释在何种意义上明天的我还是今天的我。但是,从阿伦特行动学说的层面来解释,首先就是:因为我做出了承诺,所以无论我身上发生了什么改变,在我承诺的事上也还要忠实于做承诺那一刻的我。即便我中间的经历让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10月底回来,但如果我是信守承诺的人,我还是会来,这就保证了我基本的同一性。可能我和我的信念都变化巨大,甚至我身体里的细胞也更换了很多,但我可以确定我会来,这是由承诺决定的,而没有什么形而上学基础。在我的大脑里找不到这个承诺,甚至我中途会忘记它;但当我重新看见当时承诺的某个见证者时,可能我的记忆就会被唤起,承诺之时的我自己的人格、我的同一性,也被一同唤起。所以,尽管我在其他很多层面上不再同一,我们有限存在者之间的这种复数性的关系,却保证了我在未来和今天之间有某种意义上的同一性。这是承诺的基本作用。

上述例子比较基础,它涉及的是一个人对多人的承诺。还有一种更复杂、更有意思的承诺是克尔凯郭尔专门思考过的。他区分了两种爱,浪漫之爱(romantic love)和共属关系之爱(conjugal love)。司法上,后者对应的是婚姻,也包括长期生活在一起的伴侣。

浪漫之爱是凭自己的感性去行事,在感性上自然地被吸引,对对方有了一种喜爱。这种感受是直接的,情感投入是真实的。但是对方会变,自己也会变,可能到了某个节点,这个人对自己来说就不那么可爱了,浪漫之爱就结束了。浪漫之爱屈服于时间之流,变动不居。如果一个人不断追求这种爱,并且由于人在自然禀赋上的不稳定性,不断终结它,就会陷入一种循环中,变成克尔凯郭尔笔下的引诱者(seducer),不停地寻找新的人、厌倦、又重新寻找。在这种循环之中,没有任何感情的深化,因为诱惑者始终在喜欢上新的人,打开新的世界,接着又对之厌倦。

而共属关系的爱(conjugal love)在另外一个层面,因为它首先涉及承诺,并且是互相承诺。广为流传的结婚誓词里说“无论富裕或贫穷”,这“无论……或……”是要表达什么呢?在当下的富裕或贫穷,是可以明确知道的;不知道的是以后。“无论”的意思就是,这两个相互承诺的人在当下“规定”(这是规范性的,normative),无论在事实、在自然层面两个人变成什么样,他们都要以今天约定的这种共属关系看待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也就是说,他们在生活的大海上中投下了一把锚。很多东西我们不能保证,但是承诺能做的是,当关系之中的自我以及对方都发生无可避免的改变时,双方首先要以今天做出的相互承诺的视角,来面对这些改变。双方可能在某一刻需要重新评估彼此的关系,但是这个评估的出发点是曾经对彼此的承诺。这在今天我们对亲密关系的看法之中并不常见。尽管我们仍会采用这样的誓词和仪式,但我们经常会发现两个人最终“散伙”的原因是说对方变了,而不是说自己变了。而且,他们可能首先不会去做如下努力:回想当时的承诺、再考察当下的决定。当他们决定离婚,其实已经是不可逆的,已经覆水难收,是一系列相互不信任、相互伤害的最终后果了。

但是共属关系的爱是要去救助的。在感情出现最初裂痕、第一次感受到要重新考虑的时候,就要有相互承诺的介入,这一介入使得双方能从当时缔结的共同体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

人的承诺能力的开端应该是相互承诺。如果只是单方面的承诺,a对b承诺了, b没有做出任何回应,或者只是因为权宜之计,当时觉得可以,就答应了a,而没有承诺说永远忠诚于a——“永远”指的是后面要说的“永恒对不朽”中的“不朽”(immortality)——那么当a发现b变了,或者自己变了,a就没有可以从b那里期待的东西,因为b没有承诺任何东西,而还是在自己原先发展变化的道路上。相反,人的复数性叠加起来所包裹的场域,就能够带来支持与确定感。

回到一开始的例子,我承诺10月底会来主办活动,其实也隐含着一种相互的承诺,即如果没什么别的事,大家也会来。大家对我也有一个期许、期待,所以我才要无论经历了什么,都想尽一切办法在承诺的时间到来。这是人与人之间比较直接的层面。

我们讨论了一种简单的、似乎单方面的承诺,和一种相互的承诺。而在现代社会中,更多的是所谓“体制性的”(institutional)承诺。比如,造这栋楼的建筑工人、设计师,多半并没有见到使用楼栋的人;但他们在建造时承诺楼房是稳固的。建造和使用之间有时间距离,楼也可能遭受种种的侵蚀;但他们在那一刻做出的承诺,是要保障我们在今天也能够好好使用这栋楼。

我们依赖的很多东西都包含承诺。比如中午去吃饭,食堂师傅隐性地承诺自己不会下毒。我们平时不会考虑这些事,因为人类社会向来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否则寸步难行。这甚至不是我“要不要相信”的问题,因为提出这个问题就已经是在怀疑,信任就已经出问题了。相反,我们更普遍的情况是不假思索,觉得到食堂吃了一定不会中毒。整个社会通过这种相互信任建立起来,这也是因为一个人能够确知的东西有限;对于我们所不知道的东西,只能信任。所以信任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隐性的。

【注】黄裕生老师在《论自由、差异与人的社会性存在》(《中国社会科学》2022年第2期,第23-42页)中,详细讨论了相互信任与相会承诺的问题。

如果从我们的角度出发存在着信任,那么从被信任者出发也就存在着承诺。有了承诺,才有我们的信任;它们往往都是隐性的,是体制化的。体制化的意思是,它经过了质检部门、我们的使用规范等中介,以至于我们不需要再直面设计和造楼的人。但通过这层中介,仍然构成了一种遥远的关系,在其中,楼房的稳固和饭菜的安全等都得到了承诺。


12 讨论五:沉思生活与积极生活的关系;
积极生活之内的倒转

戴碧云:我还是困惑于阿伦特所说的的沉思和行动的关系。她认为,笛卡尔之后,西方从沉思转向了行动,即积极生活(vita activa)。我不明白的是,她完全不反对积极生活吗?

刘任翔:她在总体上不反对。她可能觉得里面某些困境是我们需要去面对的,但不能认为她反对我们介入积极生活。

戴碧云:所以阿伦特和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不一样,她总体上认同笛卡尔之后的整个形而上学吗?

刘任翔:我不知道这个推理是怎么来的,因为她并没有明确说积极生活是在笛卡尔之后才出现的。

戴碧云:她之前讨论了两种认识论的模型,认为笛卡尔之前的世界是一个认识主导的世界。比如说我在感知,然后抽象提炼出观念。“意向性”概念也遵循这样的模型。但在笛卡尔之后,出现了一种“由作而知”的模型,就如同上帝一般,经由对事物(如钟表)的制作而知晓事物,不能被从头制作出来的东西就说不上知晓。这样才有了积极生活的伦理模型。所以我会认为,阿伦特还是会赞同技艺人(homo faber)在这一步胜利了。我的问题是,她怎么理解技艺人的胜利和失败?

刘任翔:这个问题涉及的是《人的境况》第六部分“积极生活与现代”(第35–45节)。我觉得阿伦特不是简单地支持沉思生活或积极生活。而且,她在讲积极生活的不同层面时,经常举古希腊的例子。恰恰是在对希腊城邦的描述中,行动占了很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古希腊人是“最行动”的民族之一。当然,行动不能代表积极生活的整体,因为积极生活有三个层面,人们可以专注于劳动、制作或行动。其中,行动说的是政治行动,基于人的复数性。

至于阿伦特书中怎么处理现代性,我们可以关注《人的境况》第42节,“积极生活内的倒转和技艺人的胜利”。技艺人就是专注制作层面的人,此外人还可能作为劳动动物(animal laborans,专注劳动层面的人)和政治动物(zōon politikon,专注行动层面的人)。

所谓积极生活“之内”的倒转指的是:本来是行动引导制作、制作要求劳动;而现在一切都是为了劳动,只不过劳动的一部分涉及制作;而为了制作的顺畅,需要一些行动、一些政治安排。这已经远离了原先模式中最关键的一点,即行动本身是为了人。所有事情变成为了劳动、为了循环,而不断地生产、消费。这就是现代性的“倒转”。

所以,阿伦特批评的不是积极生活本身,也不是沉思生活,而是批评对积极生活三个层级之间关系的误解,批评把最基础的劳动当成最重要、最终极的东西。

一旦这种倒转发生,首先出现的是技艺人对政治动物的胜利。我们都只关注制作本身了,不关注制作是为了谁或什么。在大生产时代、工业时代,政治也退行为一种制作,被理解为对城邦、国家的制造——比如说“缔造共和”。在法国大革命后,人们通过一种类机械论的模型来思考什么是国家。这种国家可以有相应的科学,即所谓政治科学(political science)。这是一个制作的模型。我们不再考虑国家为了谁,或者说在国家之中生活是为了什么,而是思考要怎样在地上造出一个持久稳固的王国,把国家当成一个具有持久性的作品。

《人的境况》第43节题为“技艺人的失败和幸福原则”。技艺人(homo faber)的制造(fabrication)活动的引导原则其实不是幸福(happiness),而是持久性(durability)——类似于“为万世开太平”。但现实中的人更多地按幸福原则行事。这里的幸福说的是当下的满足,不是亚里士多德的eudaimonia,而只是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想要最大化的那种幸福,原则上可以计算和分配的幸福。这种幸福不关心持久性,可能会寅吃卯粮、破坏环境,大不了就是导致后人不幸福。幸福原则的主导,意味着追求持久性的技艺人失败了。

而在此胜出的是劳动的动物,因为劳动的动物恰恰追求当下满足,可以接受所有事情只是在循环:今天享受一个产品,明天它就可以过时,因为劳动动物有钱。他们不断劳动,不断获得收入,不断具有购买力,要的就是当下满足。可以买房子、书籍这些看似持久的东西,但也可以直播打赏,给主播刷赛艇刷火箭,在游戏里充装备,甚至知道游戏过两年就可能停服(没有持久性)也无所谓。这种消费就是为了追求当下满足、当下的幸福。

人退回了劳动的动物的状态,充钱买装备就类似动物在野外觅食,饱餐一顿罢了,并不会考虑肚子很快又会饿,或者装备很快会过时、显得不那么让人羡慕。人们只考虑很窄的时间范围,这是“积极生活之内的倒转”的症状。

更为困难的问题是沉思生活与这些有何关系。你刚才似乎说,在古代,人与事物或自然的关系中沉思的关系更加重要,自然首先是沉思的对象;而在笛卡尔之后,沉思的关系由制作的关系来中介,无论是人在机械层面去重新制作,还是上帝在创世层面原初地制作,总之知道一个东西就意味着知道它是“怎么做”的。

例如,我们现在追问,什么是“知道”西瓜这个物种?第一,知道西瓜的结构,能够3D打印西瓜。第二,知道西瓜的基因,通过DNA,也可以培养出西瓜。每一步的“知道”都隐含了“可以制作”。今天我们自认为通过科学所清楚了解的一切,基本都能无缝转换到通过技术来制造,因为“知道”的模型本身以可造性(producibility)为基准。

今天的科学不处理鬼,认为鬼不存在。这首先是因为鬼没法制作。我们可能了解鬼的一些性质,但是它不能造它。如果有一天我们能造鬼(比如在虚拟世界中),那么也可以有关于鬼的科学——例如调试数据,使得人在虚拟现实设备的辅助下有闹鬼的体验。其实这在恐怖题材的电影、游戏里已经出现了,包括声音的铺垫、鬼登场时某种庞大的体量、空洞的伸手不见五指的和未知的氛围的营造,这些都算是鬼的“科学”。只不过,它不是描述“现实世界”的科学,而是关于如何制造的科学。这是在笛卡尔之后,我们和自然或者说和世界之内的存在者之间的关系。

但是在这一叙事中有一个问题,即阿伦特基本只考虑了古希腊那些有智慧的人,即智者、哲学家等智识上的精英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这些人的生活和工作就是沉思自然,我们读到的文本也是他们所留下的。然而希腊的大多数人——包括平民、贵族——并不如此接触世界。他们接触世界的方式首先是政治行动。

因而,阿伦特这里可能隐含了一个批评,它指向的是沉思生活的膨胀。当然,没有沉思生活,我们就无法反思(比如说)积极生活的几个层面。但如果认为沉思生活可以统摄全部的积极生活,把积极生活贬低为沉思所得的理论的某种“应用”、“实践”,那么我们就会倾向于在政治行动中,用政治哲学甚至政治科学来覆盖、取代政治讨论和政治行动,回答“如何治理”的问题。

阿伦特书里藏的这根“刺”是说,哲学若仅凭沉思生活,便无法恰切地将行动把握为行动。最根本的原因是,行动层面蕴含了人的复数性条件,而沉思生活恰恰是摒除与别人的关系、退居内心,来静观世界和自己。这是二者之间基本的张力。


13 讨论六:阿伦特政治哲学批判的可拓展性

戴碧云:假如用阿伦特的模型来评价阿甘本的政治理论,基督教的政治理论,或者儒学建立“万世经学”的努力,能说它们是在用政治哲学覆盖政治行动吗?

刘任翔:把阿伦特的论述用到非希腊的、乃至非西方的语境里,首先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在那里有没有“沉思生活”这回事。在阿伦特看来,儒家的思考算不算“沉思生活”呢?因为在希腊,沉思生活首先意味着否弃世俗生活的姿态,尤其表现在柏拉图、斯多葛派等的思想中。

儒家似乎没有很强的否弃世俗生活的愿望,哪怕暂时拉开距离,也是为了更好地规划和介入。“达则兼济天下”,如果开始处于显达的位置,那就直接去积极行动了;要“穷”了才会独善其身,这属于退路。

也很难直接把儒家的思考等同于沉思生活。儒家反而恰恰是在行动的领域,从家庭开始扩展到宗族,到所谓的帝国。(海外汉学谈论“唐帝国”,我觉得很奇怪;要说魏、晋帝国就更奇怪了。)如此从小到大地辐射,像水上的波纹,始终有多个中心——我们不能以明清中央集权的模式来概括儒家的政治理想。

只是这里有一个根本的差异,即儒家并不承认古希腊那种每个家庭的自由人进入公共场域、在城邦之中民主平等的模式。它更多地基于宗族之间的协商和利益分配,以此去创造更大的共同体。比如说,在一个村子里有不同的家族。在阿伦特的框架里分析这种模式,就会更复杂。

但无论如何,很难说儒家的政治思考是在沉思生活中出现的。至少,孔子还是很介入的,他周游了列国。后来,儒家还可以为大一统的政权服务,为它输送行政管理人才。

但我也知道,这个问题背后是能否由个别思想者来规定一群人、一个共同体如何生活的问题。儒家的问题首先不是儒家讨论的对象的问题,首先不是家庭、宗族、超宗族的文化共同体的问题,而首先是儒家学者、儒生的问题——儒者怎么看待自己。儒者是“为天地立心”,接引天和地、依循天道行事,还是觉得自己掌握了话语权,可以从历史情境出发为共同体做决断?是把自己看作一条通道、看作天地灵秀长出的思想花朵,还是看成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主体、可以“一言堂”的存在?

这个选择,对于他们怎么对待自己的积极生活和沉思生活是要紧的。比如,在沉思生活中,究竟是试图回应民族与“道统”的历史情境,还是试图制造出一套服务于自己、或者服务于某个人的价值体系?不可能把儒家或者任何别的流派一棍子打死;但如果要说它们就是阿伦特所赞许的体系,当然也会有错位。


14 永恒与不朽的区别(第3节)

刘任翔:《人的境况》第三节我就不详细说了,因为关于其主题我们已经说了很多。就简单提一点,永恒(eternity)和不朽(immortality)之间的关系和区别。

不朽说的是“薪火相传”。一个人做出了某种英雄举动而得到传颂和铭记,那人本来是会死(mortal)的,而现在由于会死的人之间的传承,似乎克服了这种可朽性、会死性(mortality),达到了不朽(immortality)。在希腊神话中,不朽的不仅仅有某些人的功绩,同时也有神、整个世界、整个希腊意义上的自然。这里克服时间、克服衰败的方式,正是不断地更新自己。它是时间中的超时间性,胡塞尔会称之为“全时态性”(omnitemporal),而不是非时间性(nontemporal)。如果要达到不朽,恰恰要投入时间。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而要看重能够传承下去的东西。

另一方面,对永恒(eternity)的追求则意味着时间的领域没有希望:时间中只有衰败,没有什么能在时间里面留存。所谓“不朽”,在某些情况下也是脆弱的,会被遗忘。但是有另一种救赎,可以把自己从时间里领域里拔出来。或者通过柏拉图式的静观,通达某种不在时间领域中的理念界。当然,理念界是一个设定,它被设定为超时间、无生灭变化,如同巴门尼德的“存在”。这样的话,会发现世间的苦乐都不重要,都不是本质。

或者,是与一个永恒的神建立联系,按照神的言说规划在尘世的生活。如此,尘世生活终归是不重要的,它是世俗之城的生活,而人最终要进入上帝之城。在这里更重要的是,在尘世生活的时间性中,如何为一些永恒的价值作出贡献,最终让灵魂得救。

这第二种模式在基督教社会比较明显,但在现代也有别的变种。比如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部第3章中,保尔·柯察金在烈士公墓的一段著名议论:

人最宝贵的是生命。 生命每个人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回忆往事的时候,他不会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而羞愧;在临死的时候,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已经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在这种想象中的总结性思考中,人考虑自己有限的一生同“人类的解放”这种永恒价值的关系。“为人民服务”同样是一个超时间的理想,是不生不灭的:只要有人在,就有人类的普遍幸福这种理想。作为超时间的信念的一个时间中的承担者,人能够献出自己一份力。

科学家对于真理的无限追求也是如此。科学真理是无时间的,而发现科学真理则是我们在时间中的事业。做一辈子科学研究,把自己有限的、会死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科学事业的火焰之中,那么人的价值就由人自己与无时间的东西(这里是科学真理)的关系来确定,而不关乎其他人的看法和评价。当然,其他科学家可以帮助我知道我跟无限理想之间的关系;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和无限的关系。不被时人理解,但相信自己在追求无限的真理,那样也可以安心。

这就是永恒的意义:否定时间之中的东西,把它们变成为了本质性的永恒服务的手段,以此来肯定自己的生命。但这样一来,对生命的肯定就是有条件的:这个生命仅在为了超生命、超时间的东西服务之际才有意义。

这里会有一个推论:如果在某个节点发现,生命(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对永恒的东西没有什么贡献,那么这个生命就变成了可以终结的,甚至是应当人为终结的。比如反了革命,和永恒的关系就断了,这个生命于是不值得过,不如自行了断,或者借他人之手了断。

在这种对永恒的追求中,着重点已经不在当下、不在我们之间了。我们每个人仿佛装着一根“天线”,连接到信念之中超时间的绝对者上。而之所以我们能够进入相互关系,只是因为我们连着这同一个东西。

因此可以说,对永恒的追求隐含了一元论(monism)。无论是希腊的、基督教的还是现代社会的种种意识形态,多半都预设了“纵向关系先于横向关系”。

另一方面,“不朽”作为一个理想,恰恰不基于纵向关系。因为我们之间的传承只有传给和得来,而没有哪个个人在绝对意义上创造或洞察了什么。我们都是学来的,学习就是一种横向的传承。

如果横向关系才是优先的,纵向关系又从哪里得出呢?比如我们在复数性的场域中,共同讨论出了关于真理、正义、美的结论,达成了不但我们承认,而且希望过去、未来的人也会承认的东西,这就是纵向意义上的理念。即便我们接受别人的修改和发展,也无损于其理念性和超越性;甚至可以说,向他者的开放恰恰是理念性的题中之义。

在这时,我们之间的横向关系先于纵向关系。最重要的是我们之间,最重要的是行动,而不是静观、沉思。沉思也只是服务于我们之间的横向关系,比如回头消化、理解我们今天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和纵向的、理念性的东西打交道,最终也不是由于个人的先知与天才,或为了个人名誉等等。我们并不追求把有限的生命扔进永恒的火里,而是以可朽的肉身,将本身并不永恒的火传递下去。


15 讨论七:横向关系优先时意义的来源

戴碧云:我们刚才讨论的都像是一种纵向的模型——人与神或是太一的关系——那么阿伦特有进行关于非纵向关系的讨论吗?

刘任翔:有,“不朽”就并非来自于纵向关系。按照古希腊的理解,不朽的是荣誉(honor)。做一件事情合于自己民族、城邦当时的需求,比如说参与特洛伊战争,行为就会被人铭记。这不是人与超越者之间的关系,没有设定任何超越者。希腊的神有自己的好恶,并不是无偏私、没有面目的超越者。

戴碧云:福柯说,古希腊人思想中所谓的美德伦理学,其实是精英的伦理学。但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什么是一种好的生活呢?

刘任翔:普通人是指?

戴碧云:一个普通人并不一定有成就荣誉的机会,更难与永恒产生什么关联。

刘任翔:不一定说那么大。比如,成为老师,给学生带来正向的影响,这也是一种“不朽”,活在了学生的生命中。

戴碧云:也就是说,不朽可能只是一种流动的东西,而不基于与永恒的关联?

刘任翔:一位学生可能觉得你向他清晰地讲解了一位思想家的观点、一个概念。这似乎指向你和你所讲解的东西之间的纵向关系。但整个事情首先基于你和学生之间教与学的横向关系。

戴碧云:在这个模型中永恒已经不在了。永恒的、本体性的意义已经被打破了。我们并不真的相信什么超越的永恒,而是在某种存在主义的框架下,不希望自己一事无成,于是不断努力,但遭遇的只有虚无,就像西西弗斯推巨石那样。

刘任翔:不知道我这么理解对不对:你的问题的背景是上帝死了,不再存在什么超越性的价值,因此我们并不追求永恒;而你的问题是,这会不会导向虚无主义?

戴碧云:包括爱情,它可能会陷入这样的一种循环:喜欢上一个人、了解对方之后,觉得无聊,不断更换新的对象。这可以怎样去克服?好像我关注的是这类问题。

刘任翔:取决于怎么看待意义。什么是“克服”?是重新与某个永恒的东西相连接吗?如果是这样,在“上帝死了”的预设下,的确难有出路。至于不断的重复是否就绝对没有意义,需要看是什么意义上的重复。自身同一之物的不断循环是一回事;但是如果说一个传统今天还“活着”,这也一种重复,在自身差异化中的重复。

我们后面会请郑旭东老师来讲德勒兹的《差异与重复》。在德勒兹看来,能重复的前提就是有差异,否则不叫重复,而只能叫“倒带”。倒带恰恰是意识不到任何差异;而重复本身不仅预设了差异,而且能够容许多样化的差异。

所以,现在问题就变成了:如果有一个可以传承的文化或传统,我们能不能接受它在传下去的过程中发生差异化,在“继承与发扬”中获得意义?

这不一定意味着要准确地切中某个永恒正确的东西。所谓“发扬”,就比如我们这代人在元宇宙语境下发扬海德格尔思想,好像并没有达到永恒的知识。可能多年后元宇宙话题过时了,但是探究本身不能说就变得没有意义。

戴碧云:前两天我和别人讨论钱锺书,说到学界有两种观点,其中一派认为其的学问是“为己之学”,对他自己有意义,但对人类社会或中国人的苦难没有意义,甚至批评说他在某些时候没有挺身而出。回到关于永恒的问题,刚刚我们说西西弗斯一直在推巨石,当然可以认为这是有意义的,但持有别的价值观的人就会反对。

刘任翔:可能还是我们先前说的可通约性的问题。我们在当下觉得有意义的事情,可能别人或者以后的人不会觉得,是这个意思吗?

戴碧云:也不一定要求通约。比如有人就觉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里那种与永恒的纵向关系更崇高、更伟大。我们怎么理解这种态度呢?

刘任翔:强调横向关系,也并不是说要铲除任何与永恒建立连接的愿望。但是我们永远可以重新解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在内容上确实有自我反思的维度,它在考虑人对于革命事业能有什么贡献;但同时,它是一个故事,里面是复数的行动者,每个人有各自的缺点。例如,主角保尔·柯察金并不是一个“高大全”的形象,他过去是个“小纰漏”,经常坑人,还要他哥哥替他出头。但恰恰是这些缺陷,使得这个人乃至这本书鲜活可爱。

另外,当书本在一群人之中被阅读,就可能给他人带来陶冶、带来福楼拜所谓的情感教育(l’éducation sentimentale),这些都是在人的复数性条件下才能够发生的。

把这些丰富的维度考虑进来,我们就会发现,也许同超越者的纵向关系,中性地说,是一个“托词”(pretext)。所谓托词,是指人们“假托”与超越者的纵向关系,但真实的事件在于他们以此名义在横向层面走到了一起。

这类似黑格尔对于基督教的分析。在黑格尔的宗教哲学那里,最好的东西其实不是类似小乘佛教所说的个体解脱,而恰恰是以上帝为托词,托上帝之名,来达到所谓的宗教生活(religious life)——这是说在共同体之中生活,无论是宗教共同体还是新教意义上世俗的共同体。最重要的是,共同怀着对这样一个绝对者的信念和敬重,是为了让我们进入复数性的场域,在这个场域中进行差异化,实现代际的继承和发扬。

而如果我们过于强调与超越者之间的纵向“对齐”,这些横向的关联就会萎缩。比如,以自己顿悟了真理为借口,做出欺师灭祖的行径,或者随意污蔑别人为“反革命”。当然,我们不是要消除纵向关系,但是需要摆正它的位置。过往所有的纵向关系都可以经受这种摆正。一个人总可能以永恒为托词,但其真正向往的东西可能是不朽。

可能在柏拉图那里就有一个这样的时刻(moment)。作为雅典人,他追求不朽,但他为不朽开出的药方却是永恒。但永恒本身是什么,其实可以再讨论,未必真的只是僵化的柏拉图主义中那种和理念之间的关系。毕竟,柏拉图的思想也是在对话,即在一个复数性的场域中展开的,而并非只有苏格拉底说的才是真理。否则,对话录中其他人说的话就都可以删去了。


16 讨论八:宽恕与承诺的相倚性和不对称性

任逸:我想问一下宽恕和承诺之间的关系,也许书里还有进一步的讨论。首先,宽恕也可以看作一种承诺,比如承诺不再报复。其次,承诺的实现与宽恕可能有关系。在我们打算不履行承诺时,我们在顾虑什么?可能我们担心,我们承诺的对象不一定会宽恕我们。

刘任翔:或者自己不能原谅自己。

任逸:暂时不考虑这个。

刘任翔:是因为这是第二位的问题。阿伦特也不是不承认有自我宽恕,只是说自我宽恕基于被别人宽恕的可能性。

任逸:总之,我觉得如果没有宽恕,承诺也许就不太可能。因为如果没有宽恕给出空隙或退路,承诺的风险就太大。另一方面,承诺与宽恕之间的关系反映了它们与过去、未来、现在之间的关系,它们需要联系起来考虑,互相靠彼此来理解。所以应当把宽恕和承诺放在一起来考虑。

刘任翔:你刚刚说的依赖关系是指,如果没有宽恕的能力,承诺就不太可能,因为无法履行承诺时会付出的代价太大吗?

任逸:这是一种可能。回到时间问题,我觉得因为承诺起作用时总已是一个过去的承诺,所以它虽然是与未来相关,但它本身是过去的。所以,我们必须要回到过去来理解承诺。

刘任翔:也就是说,如果不能把一个过去(past)的承诺理解为已经“过去”(passed)的承诺,就不可能通过这个承诺打开未来?

任逸:我还没完全想明白,“打开”过去和“打开”未来是如何在宽恕与承诺中实现的。它们肯定是相关的。

刘任翔:我也没完全想明白。阿伦特的文本中没有仔细讨论这些了,她确实可以接着做一些推论。甚至反过来可能也成立:如果没有向着未来的开放,就没有办法真正拥有过去。

任逸:而且两者并不对称。我们可以把宽恕理解为一种承诺,但承诺不是一种宽恕。

刘任翔:对应到时间维度上,就相当于把和过去的关系理解为和未来的关系的一种模式。一种回到“过去”的方式,就是通过“过去”,而打开“未来”。就像刚才说的,打开过去的是宽恕,但打开的具体的方式是承诺不再报复,因此似乎基于打开未来。

任逸:承诺确实是打开了未来,但在某种意义上也封闭了未来。

刘任翔:使未来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任逸:为了消除未来的不确定性……

刘任翔:但它并不能完全消除不确定性。

任逸:只是在一个不确定性的海洋上确立起一些确定的孤岛。总之,宽恕和承诺不在对等的地位上。

刘任翔:是的。所以,阿伦特选取这两种行动,还是有些随意。若要从这两个概念出发,去构造一整个伦理的时间化模型,依然需要颇多斟酌。毕竟,她自己没有试图建构完整的时间理论。但我觉得可以尝试。


17 讨论九:不朽与永恒的观念史

任逸:将不朽和永恒二者对举,是阿伦特第一个明确提出的吗?还是她是接着别人来论述的?

刘任翔:对柏拉图–基督教意义上的“永恒”的批评,肯定不是阿伦特首先提出的。甚至可以认为,康德提出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灵魂不朽、世界无限和上帝存在属于先验幻相,提出一切现象都在时间之中,这也是借助时间来还原“永恒”(他没有提“不朽”)。根据康德,所谓“永恒”,只是对处于时间之内的认知进行外推时发生的谬误,是把先验的可能性条件误认为超验的形而上学实体(上帝、不朽的灵魂等)。

尽管如此,康德视角下的“灵魂不朽”仍是按照“永恒”的模型来理解。它讲的并不是“一个”和“另一个”(肉身生命)之间的船,而是“每一个”的超时间特征——每个人的灵魂既在世又不在世,是超越于时间的。

当然,从后来人的角度,这里康德不太彻底的地方,就在于他的先验统觉仍然是超时间的。一方面,他把上帝和灵魂的超时间性认作先验幻相;但为了说明先验幻相如何可能,在他先验演绎的模型之中,他又设定了超时间的先验统觉。

任逸:超时间是什么意思?

刘任翔:无时间,不在时间之中。

任逸:永恒是无时间性吗?

刘任翔:因为康德那里只有两种可能:在时间之中与不在时间之中的。时间是前后相续(Nacheinander),所以在时间之中就是有状态变化的;而不在时间之中,就是保持为同一的实体,或者作为统觉,二者都在先验分析论中出现。然后,在先验辩证论中,他从实体和先验统觉的出发,去说明为什么我们会误认为在形而上学意义上存在着不朽的灵魂和永恒的上帝。

海德格尔就更明确地批评以“永恒”为先的态度。他并不是不承认永恒,但他的基本立场和阿伦特很类似。区别是海德格尔有意淡化而遮蔽了人的复数性条件层面,因为他不相信复数的人,尤其是大众。尤其在《存在与时间》里,他觉得大众没有希望。但他明确说,要从“时间”而不是“永恒”出发去讨论存在,这相当于把对永恒的批评引向了西方形而上学最核心、最源头性的概念——存在。

至于阿伦特的贡献,我觉得主要是明确提出复数性意义上的“不朽”,来作为“永恒”的竞争者。这在海德格尔那里恰恰无法提出,因为海德格尔过于强调可朽性(mortality)、向死存在(Sein zum Tode),而恰恰不强调“生”。阿伦特觉得比“有死”更重要的是“能生”,因为“能生”就意味着可以开启新的东西。所以,在《人的境况》论述行动这一部分的最后,即第34节的末尾,她提到圣经语境中的“一个孩子降生在我们中间”——此即诞生性(natality)。她说这是行动能力的存在论根源。这是她在存在论层面反攻海德格尔的一个重要节点: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不是会死,而是可以不断被生出来——不是说生物学的出生,而是说人可以不断重生,不断启新。